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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r 15th 2014

烏克蘭亞努柯維奇政權垮台的同時,一群示威者聚集在西倫敦豪宅海德公園一號(One Hyde Park)外。他們的目標是烏克蘭首富,同時也是舊政權擁護者的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管好你的寵物」,示威者呼喊著。

長久以來就是這些寡頭們造成烏克蘭的糟糕狀態。但放眼新興國家,政界跟商界的關係充斥其中。印度在4月跟5月的選舉,將會是場對這十年以來,印度裙帶資本主義的公民投票。土耳其的總理被跟建商相關的醜聞纏身 — 數百萬土耳其人在YouTube上點閱聲稱可將土耳其入罪的錄音檔(譯按:這份錄音檔的內容是兩位男性在交談,討論該如何轉移財產;據傳是土耳其總理以其子的對談,不過當事者否認,堅持這份錄音檔是遭長期竊聽後剪接而成)。3月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示,打擊貪腐「絕不留情」,努力安撫憤怒的普羅大眾。去年有18萬2千位的官員因為違法犯紀遭懲處,相較2011年增加了4萬名。

而在美國,20世紀初期,一種新的中產階級展現其力量,而現在則是擴展到全球規模。民眾不希望政治人物賺大錢,或是富豪利用好處選舉。資本主義擁護者拯救資本主義的革命已經展開。

The kind of rents estate agents can only dream of
房仲望塵莫及的「租」

「競租」是經濟學家稱呼一種賺錢的特別方式:也可以用在政治的連結上。這範圍很廣,從公然貪汙到缺乏競爭力、差勁的管控,將公共資產用低廉價格移轉給私人企業都算。從統治者有權力發出有利可圖的執照、許可、契約給他們的裙帶關係者之時開始,血統純正的人就用這種方法賺錢。以美國來說,這樣的制度在19世紀末期達到最高峰,與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們長時間,且獲得某種程度成功的奮鬥持續著。反托拉斯法讓獨佔事業,比如說洛克斐勒的標準石油公司解散,對參議員的賄賂也減少。

在新興世界,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是競租者的大好機會。暴漲的房地產價格,讓需要獲得工程許可的開發商荷包滿滿。大宗商品熱潮,則讓油田跟礦場的價值膨脹,而油田跟礦場跟國家也脫不了關係。某些私有化行為,讓富豪從獨佔搾取利益,或是便宜地獲得資產。政治跟財富間的連結,在中國又特別清晰可見;在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億萬富豪是黨員。

基於競租行為的資本主義不只不公平,對長遠的發展更是不好。正如我們對印度的簡評文章,資源被錯置:那些最糟糕的道路,通常都出於那些裙帶企業手中。競爭被壓抑:墨西哥人在手機上付出過高的代價(譯按:墨西哥通信業被Carlos Slim壟斷,而他從墨西哥政府手中買下墨西哥電信公司時,僅花了不到1,800萬美金)。充滿活力的新公司,被那些關係更好的既存者扼殺。而如果跟政治資金聯結,重度競租資本主義會建立一種基調,讓貪汙非常盛行。當部長都在撈,比較低階低薪的官員為何不能?

經濟學人之前建立了一項指標,來評估裙帶資本主義在跨時間帶、跨國的範圍。這項指標先標出那些特別仰賴政府的產業 — 比如說礦業、油電、銀行及賭場 — 然後追蹤這些產業所產生的億萬富翁(根據富比士的排名)之財富,佔整體經濟的比重。這份指標不是要建立哪個國家特別腐敗的形象,而是要指出,經濟體中那些最被懷疑是裙帶主義的產業,所創造出的財富規模有多大。

富裕國家分數相對較好,但沒理由沾沾自喜。對銀行的紓困,涉及轉移一大筆財富給金融家;遊說團體則太有影響力了,尤其在美國;今日的網路創業家可能是明日的獨佔者。但較大的問題,還是在新興國家。新興國家內,那些靠重度競租產業起家的億萬富翁,其財富佔GDP的比重,較富裕國家高出兩倍有餘。烏克蘭跟俄國的分數更是特別差 — 許多私有化都偏好自己人。亞洲的繁榮也讓富豪們受惠於競租產業。


Wanted: emerging-market Roosevelts
尋找:新興國家的羅斯福總統

但從三個理由來看,競租者的最好時光已經過了。首先,規則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容易地被忽略了。政府想找方法讓他們的國家富裕起來,讓人民高興;政府知道要讓市場運作地更好,要讓規範市場的制度更完善。巴西、香港、印度加強了他們的反壟斷法規。墨西哥總統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想瓦解電信跟媒體的同業聯盟(cartel 卡特爾);中國則積極收回國營事業的封地。

第二,企業的財政誘因也許會改變。新興國家億萬富翁的財富,來自於重度競租產業的比例正在下降,從2008年的最高峰76%,下降到現在的58%。這有部分是自然的進程。當經濟體越來越富裕,基礎建設跟大宗物料就變得沒那麼佔主導地位。1900年到1930年間,美國那些新富裕階級,致富原因並不是因為鐵路或是石油,而是零售業和車輛。現今的中國,能真正賺大錢的是網路業,而不是靠政黨關係,用土地抵押拿政府補助貸款建工廠。但這也反映了投資者的戒心:印度在經過數十年史詩級的腐敗後,原本待在開放且創新產業,如科技跟醫藥業的實業家們,現在又轉移陣地,回到那些具主導優勢的產業。

樂觀主義的最後一個理由是,政治人物的誘因也改變了。經濟成長急速下滑,讓經濟開放的改革至關重要。那些正在改革,嘗試對付既得利益者的的政府,比如說墨西哥,對金融界的恐慌就較能無感。

還有更多事情需要去做。政府必須更努力來規範獨佔事業,從鼓勵競爭做起;從確保公開招標、資產出售的程序透明、起訴那些收賄者做起。創造新富豪階級的熱潮,也同時會創造出其剋星。一種嶄新、受過教育、住在城市、繳稅的中產階級將會推動改變。如果獨裁者跟那些經過民選的領導者無視的話,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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