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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業現在在反思其無薪實習制度。上個月加拿大手機巨擘Bell Mobility廢止了其無薪實習制度,去年這間公司被之前的實習生控告,要求支付薪水(最終失敗了)。有些媒體公司,包含紐約時報跟大西洋月刊,開始支付給過去無薪的實習生薪水。而其他公司只是在遣詞用字上更小心,而非改變工作條件。今年稍早,英國的保守黨製作了一份備忘錄,告訴國會議員,在無薪實習生一事上,要如何「降低敵意質問的潛在風險」。這份備忘錄上建議,工作的招聘廣告上,應該避免某些辭彙,比如說「你必須要...」,而應該要說「此類的活動可能會需要如下的協助...」。

改變是緩慢的。在此同時,對各種背景的年輕人來說,實習制度也非總是踏向成功的第一步(譯按:foot in the door,文義上是一隻腳跨進門,含義是即使離目標還很遠,起碼踏出第一步),對許多沒有關係的人、或是財務狀況不容許無薪實習的人來說,仍是一道鴻溝。2009年,一份英國政府有關擴展專業工作機會的報告指出,許多職缺的運行方式意味著「僱主會錯過許多有才華的人 — 而有才華的人也失去前進的機會」,而這對社會流動產生負面影響。如果實習生無酬,「這非常可能限制了,那些出身於非富裕家庭年輕人的機會」,佛蒙特州的一位左派參議員Bernie Sanders如此說,他也是少數付給實習生薪水的國會議員。他說「他們拿到一小時10.10美金,這並不多,但足夠打開大門,讓更多人能參與其中,獲得經驗」。

當第一階崩垮
When the first rung is broken

從有薪實習轉化而來的結果,難以衡量,但有些證據顯示,進入職場的路被限制住了。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IOE)的教授Lindsey Macmillan,利用一份跨越多種專業職業的數據,從工程到法律都有,來比較1958年跟1970年出生的兩組人。年長那組的人,成長於所得高於平均17%的家庭;而較年輕那組,家庭的收入則高於平均27%。某些專業的組成也有轉變:記者的原生家庭,過去僅高於平均收入6%,但現在的記者,其原生家庭比平均家庭的收入高出42%(意味著他們的原生家庭,比同年紀的銀行家還富裕)。

也許這個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樣的專業變得更吸引人,所以吸引到更聰明、更富有的求職者。但Macmillan團隊比較了年長跟年輕兩組人的智商,發現就平均而言,年輕專業組跟較貧窮的年長專業組比起來,稍稍低了一些。

如果把這所有都歸咎到實習制度,也太過度解讀了。但的確,大學畢業生面臨了社會流動性受到阻礙一事。看看1986年出生的群組 — 今年28歲的這群人。Macmillan發現,即使將學歷、系所、大學都納入考量,受私立教育(譯按:這邊指的是高中前上私立學校)的人,還是比較容易進入那些好名聲的高級專業。她懷疑說這些人是否靠爸,才可以晚一點開始找工作:畢業後六個月,較少的私校畢業生找到一份全職工作。

這似乎剛好符合國會山莊的景象,那裡多數的年輕畢業生都有錢,可以一方面在博納國或是類似的地方無薪實習,一方面偷偷摸摸地找工作。無薪實習生的僱主則說,努力工作,聰明人會找到成功的路。威爾史密斯主演的「當幸福來敲門」,是描述一位流浪漢,透過無薪實習,最後被僱用成為股票營業員的真實故事。國會議員喜歡講他們自己的成功故事,說如何克服貧窮跟逆境:比如說保羅·萊恩(Paul Ryan),在成為國會議員跟副總統候選人前,他之前曾在健身房工作,在墨西哥餐廳幫客人倒瑪格莉特,只為了找到一個實習的機會。這真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 尤其是想到他手下那些分文不取的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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