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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亞裔美人社群,並不願意以一個整體,來反對平權法案。亞裔美人通常投給民主黨,許多成員仍會回想起過去那段被鄙視的日子,而不像現在被視為模範少數族群。所以那些不喜歡制度這樣運作的人,試著呼籲制度應該調整,而不是廢除;有些人說,亞裔應該支持平權法案。

雖然亞裔美人在學校、大學的表現非常好,平均所得也較高,但在職場的高階位子中,亞裔的確代表性不足。似乎存在著一種「竹製天花板 (bamboo ceiling)」。亞裔在企業、各種專業中的中低階工作中,表現地很好,但在上層職務中卻很少見。一份由Buck Gee、Janet Wong、Denise Peck等亞裔企業高層,研究Google、英特爾、惠普、LinkedIn、雅虎資料,交由亞裔美人組織Ascend所發表的報告顯示,在這五個公司中,亞裔占了27%的專業性職位、19%的中階管理職位,但執行高層中,只有14%的亞裔。

法律界也有類似的影響。2014年時,律師事務所的員工中有11%是亞裔,但合夥人只有3%是亞裔。西北大學的李薇拉(Lauren Rivera)教授說,頂尖事務所的獵才者,通常只會保留那些從頂尖大學畢業的申請者,然後看看那些倖存申請者的課外活動表現。「他們對運動特別有興趣,比如說曲棍球、壁球,以及賽艇選手。當你檢視這些運動的人口構成,會發現亞裔並不多見。」

在樹叢的最頂端,也很少看到亞裔。根據基爾福學院(Guilford College)茲維根哈夫(Richard Zweigenhaft)研究財星500大企業的結果指出,2000年時僅有八位亞裔執行長,到了2014年也僅有十位。在同一個時間內,女性執行長的人數從四位增加到二十四位。Buck Gee說,學術界也有類似情形,有許多亞裔教授,但在美國三千多間大學中,僅有不到十位的亞裔校長。

飛黃騰達的亞裔,比如說Ascend報告的那三位,認為文化結構可能是造成亞裔在企業高層少見的原因。「教養過程讓亞裔較為害羞」,Buck Gee說。「工程師是怪咖,但在那個(自願成為)怪咖的團體中,亞裔又更怪。」「我們被教導要謙虛」,Janet Wong說。「我的父母不希望惹是生非。就是要安靜,不要掀起波瀾,成為團體中的一部分。在企業中,你則必須學著大鳴大放。」「儒家的人際關係中,有自然的秩序」,Denise Peck說。「你不爭吵、也不挑戰權威。」亞裔美人是個廣大、多元化、受到各種影響的族群,但那些反映了上述模式的亞裔,變得比較無法取得領導地位,即使他們非常夠格。相較之下,比較不被要求「不要惹是生非」的南亞裔就相當突出 — 比如說百事可樂的執行長努伊(Indra Nooyi)跟萬事達卡的執行長班加(Ajay Banga) — 會被拿來當作軼事證據。

Buck Gee、Janet Wong、Denise Peck三人,開設訓練課程,幫助亞裔獲得升遷。他們建議亞裔應該更努力經營人脈。但另一份研究指出,亞裔要獲得良師益友,尤其困難。華頓商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的研究人員,利用學生想要跟學術界人士見面的名義,寫了內容相同的電子郵件,寄給6,500位教授。跟其他族群相比,白人男性獲得了最多的回應;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的亞裔,都收到較少回應。既然出自長春藤聯盟大學的執行長、議員、法官不成比例地高,頂尖大學這樣對亞裔的明顯偏見,也可能會讓亞裔無法進入領導圈。劉艾琳的媽媽說「梯子從我們的腳下被抽走」,「如果我們無法進入長春藤大學,那我們要怎麼在華爾街、國會、最高法院獲得位置?」

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對長春藤大學中猶太族群的研究(「寵兒: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招生秘史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顯示,直到猶太人獲得政治權力後,長春藤大學才停止歧視他們。而亞裔在政界的代表性,也跟商界一樣低。在第113屆國會中,亞裔議員僅有2.4%;一項統計顯示,在各州議員中,亞裔人數也少於2%。

金參議員何時出現?
Where is Senator Kim?

南亞裔雖然沒有東亞裔多,但能見度高得多。南卡州長海莉(Nikki Haley)、路易斯安那州長金達爾(Bobby Jindal)都是印度裔,也是美國本土48州的唯二亞裔州長(夏威夷州長伊藝(David Ige)則是日裔)。中國、印度政治傳統的反差,也可能是因素之一。新美國領導人(New American Leaders)計畫,協助訓練移民參與政治。其經營者碧荷戴汪妮(Sayu Bhojwani)說「我們來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我們以一種東亞裔沒有的方式,準備參與政治。」

在中國,則完全相反。「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則在中國財政部任職,現在是紐約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的會計系教授李春燕說。「缺少對政治的信任。」

感受到亞裔的不公平遭遇,尤其在職場,也許會把亞裔推向政治。法律事務所Duane Morris的合夥人,韓裔的Andrew Hahn說,「我過去是奶油夾心麵包,或說是香蕉 — 外黃內白 — 但當我接觸到法律專業時,我就變成激進派。」

大學的入學許可 — 以及對哈佛的訴訟案 — 也許會提供給亞裔一束火苗,讓他們變得更政治。去年加州一位西班牙裔的參議員,提出一項法案,想撤銷加州禁止以種族作為入學考量的規定,許多加州的亞裔對此大感光火。「改變.org」請願活動,以及36個組織(其中有26個是亞裔組織)反對這個提案,最後這個提案撤回。「越來越多社群感到焦慮」,Andrew Hahn說,許多亞裔人士相信他們被歧視了。「接下來是甚麼?法學院入學許可?就業?」他組織政治募款,並說這個金庫是公開的。「避險基金、私募基金、律師。他們捐了很多錢...猶太人花了半個世紀,才得到現在的地位」他說道。「我希望我們不需要花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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