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st May 14th 2016

1970年2月時,一位16歲少年張紅兵,在故鄉安徽省舉報了他的母親。他把紙條塞進村莊官員的門下,指控他母親批評文化大革命跟文革領導人毛澤東。他的母親被五花大綁、當眾遭毆,最後遭到處決。數十年後,張紅兵開始在部落格書寫這段慘劇,試圖為他母親平反,並解釋她的死亡是如何發生的。他在4月時寫說,「我希望這能讓中國人想想,怎麼會有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一個兒子將母親送上刑場?我們又要如何防止這一切再度發生?」張紅兵常年做有關其母親的惡夢,而中國也常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惡夢。

五十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一份稱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吹響號角」的文件中,毛澤東批准了對「資產階級代表」的宣戰,這些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一年之後,毛澤東寫信給他的妻子江青,說他想要「天下大亂」,然後才能達成「天下大治」。

毛澤東只有達成天下大亂。1966年5月到毛澤東過世,文革正式結束的1976年間,超過百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放到鄉下、更有數千萬人遭到羞辱或酷刑。共產黨並不希望有任何對文革的公眾紀念活動。雖然共產黨稱文革是場「災難」,他們也怕過深的審視,會導致「共產黨夠格治理國家嗎」的疑問。但中國網路上的討論仍然盛行,有時甚至會浮上主流媒體的版面。

傷痕仍然鮮明。5月2日,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黨,舉辦了文革時期的「紅歌會」,在社群媒體上引發喧然大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身便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似乎偏好毛澤東那套;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蔑視,以及對政敵無情的手段,讓人把現在的中國,跟毛澤東晚期的中國聯想在一起。文革像還沒被驅走的惡魔,持續折磨著中國。

對多數圈外人來說,這段時期只是困擾一個偉大國家的非理性情節,就像法國在1793年的恐怖時期,但法國那段時間只維持了十個月,帶走的性命也少得多。文化大革命維持了三年的暴力,一整個十年的恐懼(或甚至更久 — 直到1978年,也就是毛澤東死後的兩年,官方才正式宣布文革「取得勝利」。)

那是個愚蠢和無知的時代。「他們用棒子打死她」一位學生這樣提到他的老師。「那真是非常令人滿意」。學校、大學關閉了幾個月、甚至幾年。北京第23中學豎立了一個典範,每天花數個小時奉獻給毛澤東思想跟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比較沒有時間給那些...一般的文化知識(比如說中文、數學跟外文)」。

回憶的鬥爭
The struggle of memory

那是個毀滅的時代。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帕邁拉(Palmyra)破壞古蹟的行為,就發生在文革時期1966年的曲阜 — 孔子的故鄉。數個紅衛兵團體佔據了國寶孔廟,大肆破壞。他們摧毀了數以千計的手稿,古石碑等「封建財產」。在北京6,843處官方指定的文化、歷史景點,紅衛兵搗毀了其中的4,922處。

最重要的,那是個死亡的時代。華中的武漢,有五十四個紅衛兵團體互相鬥爭,中學生收幫派分子五十塊人民幣(約是一個月的工資),就可以去殺一個敵對紅衛兵團體的孩子。「我用我的折疊刀殺了五個小孩」,一位年輕人寫道。北京南方的大興,有325人來自「地主跟富裕農家」,在一夜之間被殺,多數屍體被丟到井裡。一位中國作家在2000年時造訪此地,當地人告訴他,一位老婦人跟她的孫女被活埋。「奶奶,沙子跑到我的眼睛了」小孩哭著說,「很快妳就不會有感覺了」。

這結合了階級仇恨、回到原始狀態,噩夢般的匯流。據報一些廣西的受害者被吃掉時,食用者還用階級排順序。 Frank Dikötter的「文化大革命:人們的歷史」一書中,引用了當地人的說法,「領導享用心跟肝,跟豬肉混著一起吃,一般村民則只能挑手或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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