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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ötter預估，在1966至1976年間，大約有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人在政治暴力中喪命。用比例來算的話(當年中國有七億五千萬人)，稍小於文革前於印尼所發生的930事件。這個數字，跟共產黨領導人於更早的暴力、災難中所造成的死亡數字，也黯然失色。40年代，毛澤東贏得內戰初期，就透過清洗「地主」、「反革命階級」，造成數百萬人死亡。而更有上千萬人，在50年代末期毛澤東所創的「大躍進」中死亡。

但讓文化大革命如此不尋常的原因，是文革不只針對活人，也批鬥人們數個世紀以來仰賴的價值、準則。核心目的之一，是加快四舊的消滅：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所以家庭連結、文化傳統、儒家的敬老原則跟學習，都成為毛澤東文革憤怒的目標。小說家巴金，則稱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精神大屠殺」 — 有一點誇張，不過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一書中，Roderick MacFarquhar跟Michael Schoenhals引用的毛澤東的話， 「希特勒這個人更殘暴。越殘暴越好，你不覺得嗎?你殺越多人，就更具革命性。」

但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無政府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這是由毛澤東親自操作，除掉對手，無論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並除去共產黨內部懷疑他智慧的人。飢荒後，毛澤東認為自己被邊緣化。為了重掌控制權，他要求學生、工人「炮打司令部」，也就是所有掌權的人 — 除了他自己，以及那些明確認可是毛澤東盟友的。到了1968年，幾乎四分之三的中央常委，都被冠上背叛者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包括了時任國家主席、曾被毛澤東指定接班的劉少奇。如果毛澤東把文革看做是打擊對手的方法，也許他就停手了，但他希望更進一步。陳伯達是毛澤東50年代早期的秘書，也是文革主要的宣傳者，根據他的說法，毛澤東認為要撥亂反正，必須要「跨越常矩」。這點他重複做到。

天下大亂
Disorder under heaven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很難處理過去的黑歷史。比如說日本，就很難完全認知自己戰時罪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政府跟人民，與文革的故事搏鬥。

對許多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場驚心動魄的經歷，一個上位者謙遜、農工被鼓勵大聲說話(只要他們支持毛澤東)的時代；一個學生可以搭火車自由拜訪其他省分同志的時代。

一個稱做「烏托邦」的團體，在網路上推崇正統毛澤東主義，張寶華是其中一人。他最近寫說，中國現代的左翼分子利用研討會、講座跟其他活動來緬懷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承認，他們一直保持低調，免得遭到政府阻止。

中國現在許多領導人，都經歷過文革年代。政治局(中共最高指導機構)七位常委中，有四位跟習近平一樣，有過下放到農村「向農民學習」的經驗，包括總理李克強；掌管意識形態的劉雲山；反腐舵手王岐山。俞正聲的妹妹，則因為同學的指控而自殺。習近平同父異母的妹妹也自殺了。

許多加害者都還活著，不過要起訴的人太多了。有數百萬人同時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紅衛兵施虐，也被虐。下鄉學習的一整個年輕世代，有些變成狂熱分子。雖然對一些人來說，下鄉的經歷是解放，但對更多人來說，那是嚴酷的。女孩被強暴；男孩跟女孩都挨餓。難怪老一輩的中國人不想回憶這段過去。

德國心理學家Thomas Plankers，在「中國靈魂的風貌」一書中指出，那些少數有過黑暗過去的國家中，其人民在處理這段歷史時，歷史學家跟公共知識分子扮演重要角色，要克服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不願說出口的情況。這個過程，在中國並沒有發生。

噤聲的理由之一，是自我沉默；但另一個理由，則是毛澤東的獨特地位。在前蘇聯，恐怖犯罪的首領史達林，並沒有建立一個共產黨國度(建立的是列寧)。而在中國，毛澤東身兼恐怖犯罪的首領跟建國者。在毛澤東離世前，他說他一生最大的兩個程就，一個是建立共產中國，另一個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無法將這兩件事情分開。鄧小平曾在1981年時說，「詆毀毛澤東同志，就是詆毀黨跟國。」

那是無法被容忍的；因此官方歷史學家，在鄧小平的授意下，編造了一套小心翼翼的公式。1981年中央委員會頒布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毛澤東「發動跟領導」了文化大革命，而這是「嚴重的錯誤」。「但在林彪(毛澤東於1969-71年間選定的繼承人)、江青等人手上...事態全然不同。他們在(毛澤東)背後幹了許多壞事，為國家跟人民帶來災難。」隨著建立這套說法，鄧小平希望針對歷史上一些議題的辯論可以停止。這有點像是下了歷史封口令。

大多人都遵循這套說法。有一些回憶錄出版了。70年代晚期，一種稱為「傷痕」的文學形式出現，作家尋求說出他們的經歷。3月時，鄧小平主政時期曾任文化部長的王蒙，在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上，說中國對反思文革「責無旁貸」。「中國人應該要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幹這個活，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

但大眾的討論還是很稀少。多數中國歷史學家，都迴避寫到那段歷史。重慶的沙坪壩，是唯一一個紀念文革中喪命者的公墓，那裏埋著數百名遭紅衛兵迫害而死的人，多數是因紅衛兵中的派系鬥爭。多數時間，那裏是關閉的。各個博物館內，也不會提那段歷史。今年，熱愛利用各種機會慶祝周年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將會繼續對那十年保持沉默。



但無論官方如何忽視文化大革命，終究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對文革普遍的深惡痛絕，也最終讓鄧小平所帶領的務實主義者崛起；而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經濟跟社會改革。但也使得一般人對政治更加痛恨；牛津大學歷史學家Rana Mitter發現，曾受過毛澤東永無止盡政治宣傳、政策劇變之苦的老一輩中國人，將他們對政治的幻滅，也傳給下一代年輕人。Plankers認為，中國人不尋常地執著於做生意，也許部分理由是因為。想保護自己不受文革中體現的任意權力更迭影響。

失敗的繼承
Failure’s inheritance

而最終意識形態取得勝利的這場十年浩劫，各種行動並沒有讓中國領導人去進一步思考，要如何避免權力在不受限制時所帶來的派壞性無常。這種不作為之中，有個罕見的批評，是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在2012年說的，若沒有成功的政治改革，「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也許會再度發生在中國」。

文革的暴力性，以及許多官員聲稱是其受害者，也許解釋了為何中國經濟的自由化，沒有同時帶來更進一步的民主。對西方人來說，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跟二十年前聚集在同一個廣場、嘶吼著毛澤東口號的紅衛兵，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有某種聯繫的：文化大革命是某種形式的「大型民主」(毛澤東這樣稱呼)，老百姓被賦予權力，可以去推翻他們所憎恨的官員。1989年的學生，也許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但如果他們有機會，根據中國官員的邏輯，這些學生也會做出跟紅衛兵相同的行為 — 帶著混亂、報復的憤怒。他們沒有任何證據，他們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的惡夢，持續阻擾著中國的民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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