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st Sep 4th 2016

市場不斷地展示一些無法事先判斷品質的產品給消費者看。比如說,一台放在店裡的電視看起來也許很好,但那台電視能撐多久?保修是克服不確定的方法之一,大廠牌提供死板但標準化的產品是另一種方法;某間文青咖啡店也許煮出最棒的咖啡,但附近的星巴克會希望,你並不想冒險去找到這種店。儘管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以及解決方法),但直到70年代「資訊不對稱」才進到經濟學家的思緒中。

George Akerlof是最前線。在他1970年那篇有開創性的論文「檸檬市場」中, Akerlof問到,如果二手車消費者無法分辨好車、壞車,那會發生甚麼事。假設一位買主願意花上$1,000買一台好車(他稱為「桃子」),但只願意花上$500買一台性能不好的車(「檸檬」)。兩者對賣家來說,價值都稍低於這個價值;意味著在一個資訊透明的世界中,兩者的交易都會非常熱絡。但如果很難分辨檸檬跟桃子,買主也會降低出價。他們也許會願意付,比如說$750,買台他們可能認為有一半機率是桃子、一半機率是檸檬的汽車。問題在於,知道自己擁有桃子的仲介商,將會拒絕此項交易。結果就是,買主會面臨「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那些唯一會接受$750出價的賣家,其實就是那些有檸檬存貨的。聰明的買主會想到這點,知道他們只會買到檸檬,於是他們只會出價$500。檸檬的賣家,最後用跟資訊透明情況下一樣的價格賣出。但資訊不對稱意味著,沒有任何桃子的交易。

之後的研究強調兩種解決方案。資訊經濟學的另一位先驅Peter Spence,專注在「發出信號(signalling)」上。他給的例子是勞動市場。雇主很難分辨哪位應徵者才是最棒的。所以勞工可藉由收集好寶寶獎章(比如說大學學歷),對企業發出擁有才能的信號。重要的是,信號只有在可信時才有用:如果低產出的勞工發現,要拿到學位很容易,那他們就會偽裝成聰明的樣子。(保修跟品牌在市場上,也許是品質的信號。)第二種解決方法的本質,「篩選(screening)」,就是僅提供會吸引特定下注者的方案跟產品。Joseph Stiglitz與Michael Rothschild的研究顯示,保險市場應該要自然地提供差異化報價給客人,比如說高風險、低風險客人自然會傾向不同產品。

資訊不對稱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仍是個棘手的問題。逆選擇正困擾著美國的可負擔健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這個法案更出名的名稱是「歐巴馬健保」。加入政府補助的保險交易所的健康民眾,比預期地少,這樣限制了保費調整的空間。保險業者正承受損失;隨即而來的結果就是提高價格(或是退出)。批評者說,提高價格會讓更多健康民眾卻步,導致進入「死亡螺旋」。資訊經濟學也認為,應該暫停所謂「不詢問犯罪紀錄(ban the box)」的行為,亦即禁止雇主在應聘者面試前,詢問是否有犯罪紀錄。沒有犯罪紀錄是個好信號;將這個資訊拿掉,會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更嚴重。近期的研究顯示,不詢問犯罪紀錄的行為,讓美國企業更會用種族來判別應聘者,這樣的話,應徵低階工作的黑人、拉丁裔無法錄取。完全就是個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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