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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12th 2017

海嘯使得男孩整個家族從福島撤離，他在橫濱的一所學校註冊。他的同學毫無同情心，稱呼他為「細菌男」、偷他的東西；還打他、踢他，把他丟下樓梯。他們把他帶到一間「學習房」，繼續揍他。而這位男孩才八歲。

這樣的虐待持續了近三年，之後的霸凌又加上了勒索。2014年，學校的同學告訴那位男孩，把他們家在撤離後可能拿到的補償金，全部交出來。事實上，他的雙親並不符合領補償金的資格，但親戚借了他們家一百五十萬日圓。他們家把現金放在家裡，因為擔心再次無法進入銀行帳戶。男孩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同學，在拿不出錢以後，他也不去上學了。

男孩現年十三歲，是數百名因撤離家園而遭到霸凌的學生之一。而他們是更廣泛問題的一部分。日本的霸凌，不一定比其他國家更常見，但發生時卻比其他國家更激烈。1986年，在教師慫恿下，一名男孩被以模擬喪禮的形式精神虐待數個月後自殺了。自那時起，以霸凌為主題的文章有數千篇，書籍也有數百本；但霸凌並沒有消逝的跡象。根據政府的數字，2015年時有九名受到霸凌的學生自殺。自殺是日本10-19歲年齡層的死因之首，開學第一天則最可能發生自殺事件。

根據文部科學省滝充先生的說法，其他國家的霸凌，通常是兩到三個學生對一個。但在日本，多數案例都是教室內的大多數人對單一受害學生進行持續性的精神(有時會有身體上的)虐待。他說，「日本的霸凌，不是個別的糟糕案例，而是一種群體現象。」

這種特殊形式的霸凌，有許多原因。東京一所中學的校長說，「日本的特徵之一，是你不應該脫穎而出。」文部科學省負責反霸凌部門的松林高樹說，「學生在學校時，必須過集體生活。」恵理加(音譯)是一位十八歲的東京女學生，在被霸凌後離開學校，她也同意這樣的說法。「學校的老師們跟我說，要馬就適應，要馬就離開，所以我離開了。」

日本學校的組成方式，也加深了這種壓力。不同科目的教師，會到學生所在的級任教室裡面上課。各種學校活動，比如說掃除、吃午餐跟上課，則分成各個組別。學生必須遵守各種制服、髮型、打扮的規定。學生如果不會「讀空氣(空気を読む，察言觀色)」，就會被課堂上的其他同學排擠。

已開發國家組織(OECD)所舉辦的PISA學力測驗中，日本學生通常在學業表現上名列前茅，也有最低的逃學率。但日本學生幾乎是最不享受校學生活的一群。阿德雷德大學的米山尚子說，日本學校是「功能失調的社群」。

挺壞人
Backing the bad guys

教師很少會幫忙。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土井香苗說，日本教師以教學實力聞名，尤其是在數學方面；但多數人沒接受過霸凌相關的訓練，也沒有甚麼動機去發現或解決此事。她說，沒有辦法維持和諧的教師，會被認為不適任。一份調查顯示，約有12%的教師也參與了霸凌，四分之一的學校同意體罰。

自80年代起，有各種專案試著箝制霸凌行動。但負責解讀全國課綱、聘僱教師的地方學校委員會，卻一直忽略這個問題。在福島男孩的案件中，橫濱教育委員會一直譴責男孩才是主因，長達數個月。橫濱教育委員會說男孩是自願把家中儲蓄交出的，直到受到許多批評後才改口。

2013年時通過了反霸凌法，要求學校需通報霸凌案例。這使得已知案件的數量大幅增加，原本一年只有數千個案例，但2015年有高達224,450件通報案。但各地區間存在著可疑的差異；2015年京都府每一千名學生通報了90.6個案例；而南部的佐賀縣只通報了3.5個。但滝充認為，即使是京都也低估了霸凌的規模。

法律鼓勵教師通報霸凌案件，但無法讓教師在霸凌的處理方式上有太大改變。霸凌者通常不會受到處罰：2014年通報了188,057個案例，但只有兩人遭到停學處分。法律也假設，一致性才是停止霸凌的方法。法律寫著，教師應該「培養學生認同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但有一些學童，就是更可能遭到霸凌的受害者，也需要保護—比如說從災區撤出的學生。

或者是同性戀學生。人權觀察去的一份報告指出，日本同性戀學童被霸凌的情況，「幾乎無所不在」。人權觀察引用寶塚大學日高庸晴的一份報告，有44%的同性戀男孩曾被霸凌。一位男孩告訴人權觀察，他的老師跟他說，他的性向破壞了學校的和諧。日高的另一份研究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日本教師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病。

日本政府曾說，會審視其反霸凌法案。但光是法律無法抑止這件事發生，政策制定者以及教師也必須體認到，過多的「一致性」也推了一把。11月時，那位從福島撤離的男孩，透過雙親發出訊息給可能有類似遭遇的孩子。「這很痛苦，但請不要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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