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kj24

Economist Aug 2nd 2018

青野慶久可說是日本執行長的楷模。他擁有一間軟體公司Cybozu，這間公司如果是在帕羅奧圖(Palo Alto，位於加州，許多高科技公司總部的所在地)，那辦公室環境會顯得太穩重。但如果是在東京都心，一個每天有無數穿著黑西裝的斯達漢諾夫(Stakhanovite，蘇聯勞動模範)、前往冷酷又高實用性辦公室的都市，反而顯得很激進。Cybozu總部的正中央，擺著絨毛猴子及鸚鵡玩偶。身著休閒服、腳穿運動鞋的員工坐在板凳上啜飲咖啡，敲打著筆電。青野慶久每天下午四點半就離開公司，去照顧三個小孩。他也跟其他多數日本父親不同，請了陪產假，他甚至還會去渡假。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青野慶久的工作風格看起來非常極端。對許多西方人來說，奇怪的應該是日本的超長工時吧。日本人工作認真出了名 — 通勤列車上一堆昏睡的上班族可證明這點。因為男性上班到非常晚，或是為了紓解壓力在工作後喝到爛醉，這讓他們回不了家。不用擔心的是，隔天一早在名古屋、大阪、東京商業區的便利商店中，可輕鬆地買到便宜的襯衫跟領帶。

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是正常的事。假期給得很吝嗇 — 剛開始工作時，一年只有十天 — 但日本勞工平均只會用掉一半。日本有世界最長的育嬰假，長達一年。但只有5%的男性會使用，且通常只休幾天。日本帶給世界一個字彙，叫做過勞死(karoshi)。

日本工作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戰敗的士兵換下軍服、穿上西裝。上班族成為日本經濟奇蹟的突擊隊，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重建國家。企業很快地需要很多男性勞工(女性通常從事秘書職，結婚後便成為主婦 — 通常是在職場找到伴侶)。作為絕對忠誠的回報，大公司的員工能定期加薪、擁有豐厚分紅，以及保證終身雇用。公司的羈絆有時比家庭更強。

現在，這樣的模式反而把日本拖住了。對男性員工來說很悲慘，尤其是日本公司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麼賺錢，可以給予那麼好的紅利及就業保障時。職場環境對女性來說更糟糕；那些在男性主導職場能成功的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可能會得犧牲一切；因為很難再度回到職場。許多女性就完全不回去工作了。至於日本的年輕人，許多選擇不進入企業，而去開設精品店或咖啡店，或是去當這些店的員工。他們寧願選擇低薪，而不要在嚴峻的辦公室裡面待著。這些都對企業毫無幫助 — 日本是七大工業國中，生產效率最低的。

政府跟企業也越來越認知到這是個問題，卻難以應對。2005年起開始發起不穿西裝外套、不打領帶的「cool biz」，緣由不是為了讓取悅員工，而是因為要節約夏季用電。今日，官僚會在炎熱的夏季刻意穿著輕鬆，但在銀行的上班族很少有人敢這麼穿。

要求改進工作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2015年時，日本廣告業龍頭電通的一位年輕女性員工自殺，法院判定是因為過勞。那是造成許多憂愁的原因；但更廣泛地來說，在這個經濟不斷發展，同時又人口下降造成勞動力嚴重短缺的時代，以血汗聞名的公司很難吸引到員工。一位為了升遷而犧牲與小孩相處時間的高階女性主管，會懷疑她的犧牲是否值得。

一些公司真的想改變這些事。一位負責員工福利的顧問說，她從來沒有這麼被需要過。Panasonic在1965年導入周休二日，是日本第一間這樣做的公司。而現在Panasonic讓員工可以在家工作，並穿牛仔褲上班。然而，強烈的一致性、自我犧牲的本能，仍是日本社會的標誌。Panasonic也承認，在其他同事沒有提前下班或穿著牛仔褲前，沒有人會這樣做。公務員必須先示範。東京知事小池百合子每天在晚上八點後便關閉辦公室；員工也只好回家。相較之下，日本國會為了是否要做出激進的改革，花了數週辯論，最後僅作出沒甚麼效果的立法 ー 每個月的加班時數上限，訂在累死人的一百小時。

以改革的方式更認真工作
Work harder, at reform

日本人工時一直這麼高，幾乎毫無例外的理由是，大公司持續以「投入的時間」而非「產出的結果」來評價員工。升遷跟紅利的發放不是看表現，而是看在公司待多久。法律上來說，幾乎不可能開除無能但簽有終身僱用契約的員工。

只有對勞動制度進行徹底改革才能做到，而不是在小地方修修補補。最重要的是，法律必須讓企業能更容易雇用跟解雇(尤其是這點)人，這樣人們才能更經常換工作。這會改變雇主與受雇者間的關係，生產力會上升，工作場所也會變得更多元。女性會擁有更多機會，但男性也會：比如說，父親會有更多時間帶小孩。隨著職場的前景變好，夫妻可能也會想多生幾個。日本人口學家樂見此事，他們非常擔心持續下滑的人口數量。

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經濟現在處於一個相對好的局勢，日本企業熱切於調整體質與國外競爭。但日本政治人物與企業巨頭的男性比例太高了，頑固且怯弱。許多勞工仍是公務員心態，一致性的風氣仍盛，職場上這點更是明顯。改變已經到來，但來得很慢。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