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kötter預估,在1966至1976年間,大約有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人在政治暴力中喪命。用比例來算的話(當年中國有七億五千萬人),稍小於文革前於印尼所發生的930事件。這個數字,跟共產黨領導人於更早的暴力、災難中所造成的死亡數字,也黯然失色。40年代,毛澤東贏得內戰初期,就透過清洗「地主」、「反革命階級」,造成數百萬人死亡。而更有上千萬人,在50年代末期毛澤東所創的「大躍進」中死亡。

但讓文化大革命如此不尋常的原因,是文革不只針對活人,也批鬥人們數個世紀以來仰賴的價值、準則。核心目的之一,是加快四舊的消滅: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所以家庭連結、文化傳統、儒家的敬老原則跟學習,都成為毛澤東文革憤怒的目標。小說家巴金,則稱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精神大屠殺」 — 有一點誇張,不過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一書中,Roderick MacFarquhar跟Michael Schoenhals引用的毛澤東的話, 「希特勒這個人更殘暴。越殘暴越好,你不覺得嗎?你殺越多人,就更具革命性。」

但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無政府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這是由毛澤東親自操作,除掉對手,無論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並除去共產黨內部懷疑他智慧的人。飢荒後,毛澤東認為自己被邊緣化。為了重掌控制權,他要求學生、工人「炮打司令部」,也就是所有掌權的人 — 除了他自己,以及那些明確認可是毛澤東盟友的。到了1968年,幾乎四分之三的中央常委,都被冠上背叛者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包括了時任國家主席、曾被毛澤東指定接班的劉少奇。如果毛澤東把文革看做是打擊對手的方法,也許他就停手了,但他希望更進一步。陳伯達是毛澤東50年代早期的秘書,也是文革主要的宣傳者,根據他的說法,毛澤東認為要撥亂反正,必須要「跨越常矩」。這點他重複做到。

天下大亂
Disorder under heaven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很難處理過去的黑歷史。比如說日本,就很難完全認知自己戰時罪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政府跟人民,與文革的故事搏鬥。

對許多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場驚心動魄的經歷,一個上位者謙遜、農工被鼓勵大聲說話(只要他們支持毛澤東)的時代;一個學生可以搭火車自由拜訪其他省分同志的時代。

一個稱做「烏托邦」的團體,在網路上推崇正統毛澤東主義,張寶華是其中一人。他最近寫說,中國現代的左翼分子利用研討會、講座跟其他活動來緬懷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承認,他們一直保持低調,免得遭到政府阻止。

中國現在許多領導人,都經歷過文革年代。政治局(中共最高指導機構)七位常委中,有四位跟習近平一樣,有過下放到農村「向農民學習」的經驗,包括總理李克強;掌管意識形態的劉雲山;反腐舵手王岐山。俞正聲的妹妹,則因為同學的指控而自殺。習近平同父異母的妹妹也自殺了。

許多加害者都還活著,不過要起訴的人太多了。有數百萬人同時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紅衛兵施虐,也被虐。下鄉學習的一整個年輕世代,有些變成狂熱分子。雖然對一些人來說,下鄉的經歷是解放,但對更多人來說,那是嚴酷的。女孩被強暴;男孩跟女孩都挨餓。難怪老一輩的中國人不想回憶這段過去。

德國心理學家Thomas Plankers,在「中國靈魂的風貌」一書中指出,那些少數有過黑暗過去的國家中,其人民在處理這段歷史時,歷史學家跟公共知識分子扮演重要角色,要克服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不願說出口的情況。這個過程,在中國並沒有發生。

噤聲的理由之一,是自我沉默;但另一個理由,則是毛澤東的獨特地位。在前蘇聯,恐怖犯罪的首領史達林,並沒有建立一個共產黨國度(建立的是列寧)。而在中國,毛澤東身兼恐怖犯罪的首領跟建國者。在毛澤東離世前,他說他一生最大的兩個程就,一個是建立共產中國,另一個則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無法將這兩件事情分開。鄧小平曾在1981年時說,「詆毀毛澤東同志,就是詆毀黨跟國。」

那是無法被容忍的;因此官方歷史學家,在鄧小平的授意下,編造了一套小心翼翼的公式。1981年中央委員會頒布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毛澤東「發動跟領導」了文化大革命,而這是「嚴重的錯誤」。「但在林彪(毛澤東於1969-71年間選定的繼承人)、江青等人手上...事態全然不同。他們在(毛澤東)背後幹了許多壞事,為國家跟人民帶來災難。」隨著建立這套說法,鄧小平希望針對歷史上一些議題的辯論可以停止。這有點像是下了歷史封口令。

大多人都遵循這套說法。有一些回憶錄出版了。70年代晚期,一種稱為「傷痕」的文學形式出現,作家尋求說出他們的經歷。3月時,鄧小平主政時期曾任文化部長的王蒙,在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上,說中國對反思文革「責無旁貸」。「中國人應該要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幹這個活,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

但大眾的討論還是很稀少。多數中國歷史學家,都迴避寫到那段歷史。重慶的沙坪壩,是唯一一個紀念文革中喪命者的公墓,那裏埋著數百名遭紅衛兵迫害而死的人,多數是因紅衛兵中的派系鬥爭。多數時間,那裏是關閉的。各個博物館內,也不會提那段歷史。今年,熱愛利用各種機會慶祝周年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將會繼續對那十年保持沉默。



但無論官方如何忽視文化大革命,終究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對文革普遍的深惡痛絕,也最終讓鄧小平所帶領的務實主義者崛起;而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經濟跟社會改革。但也使得一般人對政治更加痛恨;牛津大學歷史學家Rana Mitter發現,曾受過毛澤東永無止盡政治宣傳、政策劇變之苦的老一輩中國人,將他們對政治的幻滅,也傳給下一代年輕人。Plankers認為,中國人不尋常地執著於做生意,也許部分理由是因為。想保護自己不受文革中體現的任意權力更迭影響。

失敗的繼承
Failure’s inheritance

而最終意識形態取得勝利的這場十年浩劫,各種行動並沒有讓中國領導人去進一步思考,要如何避免權力在不受限制時所帶來的派壞性無常。這種不作為之中,有個罕見的批評,是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在2012年說的,若沒有成功的政治改革,「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也許會再度發生在中國」。

文革的暴力性,以及許多官員聲稱是其受害者,也許解釋了為何中國經濟的自由化,沒有同時帶來更進一步的民主。對西方人來說,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跟二十年前聚集在同一個廣場、嘶吼著毛澤東口號的紅衛兵,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有某種聯繫的:文化大革命是某種形式的「大型民主」(毛澤東這樣稱呼),老百姓被賦予權力,可以去推翻他們所憎恨的官員。1989年的學生,也許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但如果他們有機會,根據中國官員的邏輯,這些學生也會做出跟紅衛兵相同的行為 — 帶著混亂、報復的憤怒。他們沒有任何證據,他們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的惡夢,持續阻擾著中國的民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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