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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un 4th 2016

某種程度上，現在是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你可用智慧手機，在數秒內從世界的另一端撥給任何一間報社。每天都有超過數十億則的推特、臉書PO文、部落格文章發表。任何可以上網的人，都可以是文章發表人；任何可以上維基百科的人，都得以進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美國國會不得制定國教、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人民集會、請願自由的法律)支配的數位天堂。

但調查報告卻指出，要說話是越來越危險了 — 且他們是對的。如我們的報告顯示，言論自由的限制措施越來越嚴密。沒有思想的競爭，世界將變得更膽怯和無知。

言論自由，以三種方法受到攻擊。首先，政府的壓制越來越多。幾個國家重新導入冷戰的管控方法，或是導入新的管控方法。在蘇聯垮台後，俄國享有言論自由吃到飽。在普丁統治之下，槍口再度縮緊。所有的主要電視新聞機構，現在都是國營，要不然就是普友友們控制著。問不對問題的記者，現在不會被送到勞改營了，不過已經有一些人被謀殺了。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對社群媒體的審查更趨嚴格，逮捕了數百名異議份子，並用更多馬克思主義，來取代大學中的自由辯論。在中東，阿拉伯之春中推翻了暴君，讓人民在幾個世代中，首次享有言論自由。這份言論自由在突尼西亞有延續下去，不過敘利亞、利比亞的記者處境，比阿拉伯之春前更危險；而埃及被一個板著臉說：「除了我，不要聽任何人話」的傢伙統治著。

言語、棍子跟石頭
Words, sticks and stones

第二，利用暗殺來進行審查的非國家角色，數目令人擔心。進行犯罪、貪污調查的墨西哥記者，常常遭到暗殺，且暗殺前常常遭到虐待。聖戰士則屠殺那些他們認為污辱了他們信仰的人。作家、藝術家說了任何可能被認為不尊敬伊斯蘭教的話時，他們便有風險。孟加拉的世俗部落客在街上被砍殺；法國漫畫家則在辦公室中被槍殺。聖戰士比任何人都傷害伊斯蘭教更深；不僅僅因為聖戰士讓外界很難對「如何組織他們的社會」一事，進行真誠的討論。

第三，「人群和團體都有不被冒犯的權利」之想法已廣為流傳。這聽起來可能無害，畢竟禮貌是種美德。但果我有不被冒犯的權利，那意味著某個人必須監督你對我說了甚麼，或是你對我所珍視的事情說了甚麼，比說我的族裔、宗教，甚至政治觀。既然冒犯是種主觀行為，監督的權力將會既廣闊又武斷。

然而，許多歐美學生卻相信，某個人應該去執行這種事。有些人退至認同政治的絕對主義中，認為男人沒有權利談論女性主義，白人沒資格談論奴隸制度。其他學生則阻擋了深思熟慮的知名演講者，比如說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等，不讓這些人在校園演說。(譯按：萊斯是被Rutgers Uni.取消、索馬利亞出生，荷蘭籍的阿里則因為發表過批評伊斯蘭教的談話，被Brandeis Uni.取消邀請。)

關心歧視的受害者是值得讚賞的。而學生的抗議活動，通常也都是言論自由的表現。但大學校園，理應是個學生去學習如何思考的地方。如果令人不舒服的想法就禁止接觸，那大學就無法成為這樣的所在。但抗議也很容易迷失在這樣的珍貴性中：拿加州大學的例子來說，他們認為說「美國是個充滿希望的地方」，是種族主義的「微侵略」，因為這可能暗示那些不成功的人，只能怪自己。

不方便的真實
The inconvenient truth

西方自由派的不寬容，也是完全未料想到的結果。即使暴君也知道，叫大嘴巴、但沒進行暴力行為的異議份子閉嘴，不太體面。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所以，獨裁者永遠在找聽起來冠冕堂皇的藉口，來踐踏言論自由。國家安全是其一。俄國部落客Vadim Tyumentsev批評烏克蘭政策後，最近以散播「極端主義」的罪名，被判刑五年。「仇恨言論」則是其二。中國以「煽動種族仇恨」的名義，把藏獨運動者關起來；沙烏地阿拉伯鞭笞褻瀆宗教者；印度人則可能用「宗教，種族......種姓或任何其他理由」不促進和諧的名義，被關三年。

西方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威脅，跟阿富汗的無神論者、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所面臨的威脅，非常不一樣。但當進步思想人士同意，冒犯的言論應被審查時，這助長了專制政權把本身的嚴厲限制合理化、狹隘的宗教團體把暴力行為合理化。當人權運動者反對那些專制政權所發生的事時，那些暴君可以指出，即使是法國、西班牙等民主國家，也把那些「褒揚」或「捍衛」恐怖主義的人入罪，且許多西方國家也把污辱宗教或煽動種族仇恨入罪。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是個享受玩弄西方國家心口不一的強人。在國內，他不會容忍他的人、信仰、政策遭到污辱。在國外，他也要求同樣的禮遇 — 他已在德國完成。3月時，一位德國的喜劇演員，朗誦了一首關於艾爾段的諷刺詩，說他「搞上山羊，並壓迫少數民族」(只有那個比較嚴重的指控是真的)。艾爾段引用了一條古老、早被忽略的德國法律，該條法律禁止污辱外國元首。令人訝異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讓檢察機關繼續進行。更令人訝異的是，有其他九個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還有十三個國家的法律，禁止污辱自己的元首。

民意調查顯示，在許多國家中，支持言論自由是不慍不火、有條件的。如果某些話令人感到不舒服，人們寧願政府或是其他有力機關，讓說話的人閉嘴。一些伊斯蘭國家所組成的團體，正在進行遊說，讓污辱宗成為國際法中的犯罪行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可取得成功。

所以值得闡明，為何自由表達的權力，是所有自由的基石。言論自由是抵抗壞政府最好的防禦。政治人物犯錯(所有的錯誤都是)，就應受到無拘無束的批評。那些傾聽的人，也許會做出回應；那些讓這些話消音的人，也許永遠不會不知道政策為何失效。如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從來沒有一個擁有自由媒體的民主國家，發生過飢荒。

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辯論讓好點子從壞點子中脫穎而出。如果舊的規則不能被質疑，科學就無法發展。禁忌是理解的敵人。當中國政府下令經濟學家提供樂觀的預測，已經確認他們的政策將無法靈通。當美國的社會科學機構只聘用左派教授，他們的研究就不那麼值得重視。

法律應認定，言論自由的權利應接近絕對，例外必須非常稀少。兒童色情應被禁止，因為這樣的產出過程會傷害兒童。國家應該要讓某些事保持秘密：言論自由不代表擁有公布核彈發射密碼的權利。但在多數那些活動者呼籲要執行禮貌運動(更糟的是，順從)的領域，都應被抵制。

有關褻瀆宗教的法律，是種時代錯誤。宗教應可公開辯論。反對仇恨言論的法律，是無用地主觀、又被廣泛濫用。禁止某個團體認為冒犯的詞彙或言論，不會促進社會和諧。相反地，這給了每個人受辱的動機 — 這樣的事實，會讓有族裔支持的機會主義政治人物，立即見縫插針。

煽動暴力應被禁止。但應已實例從嚴定義，比如說當發言者試圖唆使同意他發言的人去從事暴力行動，以及他的言語很可能會有立即效果時。對猶太教堂外的惡徒高喊「讓我們殺死猶太人吧」符合這個要件。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在臉書PO說「我希望所有猶太人都死掉」也許就不符合。說了一些冒犯某個團體的話，然後那個團體的成員接著引起一些騷亂，顯然就不算在內。他們應該用言語回應，或是無視那個汙辱他們的傻子。

在如盧安達和蒲隆地等動盪不斷的國家，煽動暴力的言語，跟在穩定民主國家會有所不同，但原則應該一樣。警方該處理的，是嚴重和急迫的威脅，而不是去逮捕每個有筆電或擴音器的頑靈人士。(唉，可惜盧安達和蒲隆地政府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克制。)

論網上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online

臉書、推特以及其他數位巨頭，應如私人機構一般，可自由決定，他們要允許自己的平台上刊有那些言論。同樣的邏輯，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私立大學也可以自由加諸言論規範於學生上。如果你不喜歡基督教學院有關發誓、色情、表達不信仰上帝的規定，你可以去別的學校。但任何的公立學校，以及任何希望幫助學生智識成長的學校，當應該讓校內學生接受各種挑戰性的想法。校園外的世界，常常會冒犯到學生；他們必須學習使用和平抗爭、言詞和理由來回擊。

對所有人來說，這些都是好規則。看到不認同的觀點時，永遠不要保持沉默。要用更多的言論，來回應令人反感的言論。不訴諸力量就贏得議論，並成長地更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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