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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30th 2019

瑞典可能本來就適合當名曲「Money, Money, Money」的出產地，因為瑞典每二十五萬人中就有一位億萬富翁，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若論財富分配不均的話，瑞典也是世上最不均的國家之一。經濟學人預估，瑞典億萬富翁的財富加總，可能佔了該國全年GDP的四分之一。只有在如賽普勒斯、摩納哥等避稅天堂，或如俄國、喬治亞等被特定規制綁住的經濟體中才會出現類似情況。

但在一般瑞典人眼中，意外地億萬富翁很受歡迎。當Ikea創辦人坎普拉(Ingvar Kamprad)2018年過世時，報紙上說「他受歡迎的程度，只有皇室、林格倫(Astrid Lindgren，繪本作家)、博格(Bjorn Borg，網球選手)能相比。」對富豪課徵超高額稅賦一事的討論也不被重視。探討自由市場之智庫「Timbro」的拉森(Janerik Larsson)說，「在美國或英國會討論是否要對超級富豪課稅，但在這不存在。」

億萬富翁受歡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一般民眾認為，他們是靠著自己所創的跨國企業(比如說H&M、Volvo跟Spotify)而賺來的，而非剝削瑞典平民。他們相較之下也較謙遜。即使在絢麗的大街上，也沒有甚麼高級車；有錢人也在一般餐廳跟其他人一起吃瑞典式開放三明治Smørrebrød。許多富有的家族設立基金會，將大量款項投注在善事上。華倫堡基金會(Wallenberg Foundations)與瑞典勢力最強的家族有關，就隱身在斯德哥爾摩一處不起眼的建築物中(雖然本周該家族被指控利用旗下銀行洗錢而大力辯護)。

如果外界很訝異為何很少瑞典人不熱衷對有錢人實施懲罰性稅賦，這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稅賦並沒有甚麼用。瑞典在1911年導入財產稅，在1934年、1948年及1971年接連做了三次上調。在80年代初期，家計所得超過六十萬美金(用今日價格評量)的瑞典家庭，面臨4%的邊際稅率。若與高額的所得稅結合，投資的實際稅率有時候甚至會超過100%。

儘管有這些懲罰稅率，但在瑞典慷慨的社福制度中，戰後多數時間財產稅的貢獻仍非常小，只增加了0.4%的GDP。自70年代起，這樣的財產稅開始變得不受歡迎。坎普拉在1973年飛往瑞士；利樂包的發明家、創辦人漢斯·羅興(Hans Rausing，今年稍早過世)在80年代前往英國。兩位經濟學家Magnus Henrekson、Gunnar Du Rietz認為，在那十年中「人們可以避稅而不被懲罰」，特別是1989年又放寬了外匯管制。

之後各種稅賦豁免 — 包含自1991年起對土地、森林所有權的豁免 — 增加了稅收管理的複雜度。在兩黨的支持下，瑞典在2005年廢除了遺產稅、於2007年廢除了財產稅。不久之後，坎普拉就回瑞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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