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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8th 2020

如果被要求用一個比喻說出全世界最欽佩跟恐懼現代中國的地方，即使是小說家，可能也很難舉出比抗疫醫院更好的例子。這些醫院在疫區城市，以驚人的的速度崛起。先從欽佩說起；這些建築物是共產黨果斷行動的好例子。本專欄拜訪常德第二人民醫院時，工事已持續兩天。常德位於湖南省中心，距離被懷疑造成疫情大流行的武漢有四百公里。六台挖土機在紅土上發出巨響並奮力挖土，壓路機則將一片碎石壓平，這塊地到了2月15日時，將矗立一間有兩百床的發燒專門醫院。

但如果中國的決心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麼一黨專政的陰暗面也同時暴露無遺。常德市必須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部分原因歸咎於武漢及湖北省政府將這種病毒的影響隱瞞了數週之久。常德市希望獲得信任，並避免落得武漢的下場。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常德的市級宣傳官員 — 記者突然被緊張不安的的農村官員和警察推給這些人 — 會不尋常地同意記者進入這間新醫院。

工地被一座老舊的醫院俯視著，在出稿之時，那座醫院已確診六十二例。整座醫院現在已沒有一般病人，被警衛跟警語圍繞著，很快地就會清出能容納三百七十至八百五十名病患的空間，數目則取決於有多少人需要被嚴格隔離。這座醫院將服務常德市中心跟郊外的六百萬居民。官員說，希望那些多準備的床不需要全部用到。

中國突然蓋出的醫院，不只嚇到外國人，也成為國內主要的宣傳工具，官媒大肆報導了建築工人、醫務人員勞動至幾近崩潰的故事。儘管如此，當試著評估這場危機對共產黨的影響時，卻只將注意力集中在由上而下的行動，是無法得到結果的。因為共產黨還致力於外界不太熟悉、但中國在面臨壓力時相當重要的手段：全國性的群眾動員。

有些技巧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代。基層黨員忙於責罵、舉報無視禁足令跟禁止社交令的鄰居。在集體農場的時代，喇叭原本是用來大聲呼口號、放送愛國歌曲及疾呼更加努力工作的工具。在某些鄉村地帶，這些喇叭已經重出江湖。

在獨裁的中國，輿論很難衡量。位於常德郊外，以種草莓為主的福慶山村居民，形容他們如何監視從湖北來的人，並經常「勸阻人們在外面遊蕩」。接著他們的村委，騎著一台電動機車過來阻止進一步的訪談，他宣稱「我們這裡沒有任何感染案例。」其他地方的村民，出於自願，稱防疫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戰鬥：「人民戰爭」，這是共產黨現在對防疫行動的稱法。

陳虹霞(音譯)是觀音村的居民，一直到一月時，她們村中的喇叭多數時候都還是安靜的，只有在每晚會放送一些新聞。現在，從早上八點開始，每天都花上數小時播放防疫消息。41歲的陳女士認為，廣播「非常嘈雜」，讓她的八歲兒子很難在家念書。在她說話的同時，喇叭又複誦著禁止打獵或販賣野生動物的規定。陳女士是癌症患者，在短暫外出的時間穿著粉紅色睡衣。陳女士引人注目，因為她沒戴著全中國人外出時都應該戴著的口罩(即使現在已經到處缺貨)。「沒有任何地方買的到，但我能怎麼辦呢?我只好待在家」，她解釋著，此時她兒子加入了談話。被問到，打擊冠狀病毒的責任應該在國家身上還是大眾身上時，陳女士說「都有」。「中國人口非常多，如果你問我應該要靠誰，我想我必須要靠自己」，她又補充說，政府「對全局有了解，而個體無法」。

把責任推給基層
Passing the buck to the grassroots

鄰近的菉夢坪村有三千人，其中有九十九位黨員，郭玲玲(音譯)是其中之一。她承認，當地人很害怕，因為「情況變得越來越嚴峻」。她的工作包含監視十四位農曆年期間從湖北返鄉的居民，他們必須留在室內、不得接觸訪客、每天量兩次體溫。這項工作基於「方格式管理」系統，該系統將村莊分為兩部分。官員和志願者則對更細部的分區再進行監視，其中一些志願者是配戴特殊紅金色防疫臂章的老年人。村中的公告，列出了桃源縣政府的新措施，結論是：「我們邀請群眾監督實施情況。」

群眾動員在中國，有著黑暗的歷史。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在一個又大意見又多的國家中，是種誘惑。因為多數主義擁有一種力量，可以將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可疑的少數派。可恥的是，即使湖北籍的住民已數個月沒到湖北，當地官員還是放縱其他居民對湖北人的偏見和私刑(大量報導跟網路影片顯示，武漢人被禁止進入飯店，或者被他人用鐵棒、鐵鍊鎖住家門)。

指責外部敵人，也是一種誘惑。中國外交官和官媒，急著指責美國不公平地禁止來自中國的旅客 — 儘管許多國家都發出了類似的限制。中國的網路上充斥著冠狀病毒是CIA製造，用來打擊中國的陰謀論。當看到中國官員在玩這些政治手段時，聳聳肩也蠻吸引人的。當然，真正重要的是蓋醫院跟拯救生命嗎?對中國的統治者者來說，政治永遠不是兒戲。每次危機都是加強共產黨掌握的機會，即使病毒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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