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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Dec 19th 2015

德國跟歐洲其他國家一樣，著作權在作者過世七十年後便逾期。這個規則，即使套在希特勒跟他的「我的奮鬥」上，也適用。巴伐利亞邦自1945年就擁有「我的奮鬥」的德文版權，並禁止這本書的德文版付梓。德國各圖書館藏著舊版本，可以買賣。但從1月1日起，要複印這本書，再也不需要許可了。

不住在德國的人，也許無法馬上認知到這時刻的重要性。「我的奮鬥」的翻譯本一直隨手可得，且現在在網路上點一下就有。但這不是重點。對德國人來說，著作權到期一事，讓德國人手足無措也引發爭議。隨著新年鐘聲響起，問題不是在於「我的奮鬥」進入公眾領域後該如何做，而是希特勒對今日的德國人來說，代表著甚麼意義。

「我的奮鬥」是希特勒在1923年政變未遂後，在一間還算舒適的監獄中開始撰寫的一本自傳跟宣言綜合體。最初，在1925年跟1926年出了上下兩冊。書名叫做我的奮鬥，希特勒也肯定跟語法、文法跟風格經過一番奮鬥。一位當代評論家譏諷這本書其實是「窩的糞斗」(譯按：原文是“Mein Krampf” 變成"My Cramp")。書中很大一部分內容，今日看來沉悶或不知所云。有些句子是滑稽的模仿：「成千上萬的人，都可以跟哥倫布一樣立起蛋，但哥倫布們是比較少見的(Columbus’s eggs lie around by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but Columbuses are met with less frequently)。」(譯按：「哥倫布的蛋」的由來是說，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許多人還不是不認同、眼紅，認為他只是運氣好，大家都做得到。有次跟一些西班牙貴族吃飯時，席間一位人士說，發現新大陸也沒甚麼困難的。哥倫布就問：「有沒有人可以把雞蛋立起來？」大家都說不可能；然後哥倫布就把雞蛋敲了個小洞，立在桌子上。大家都會做 － 在你看過別人做以後。希特勒想將自己比喻成哥倫布。)

在這些散文中，編織出粗糙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反猶太主義，引起的共鳴甚至超出德國境內，而同樣隱藏在文章中的，還有作者的潛在殺氣。在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希特勒曾受到英國毒氣攻擊，他寫下：如果某些「希伯來敗類能用毒氣處理，正如戰場那些最優秀德國工人所受到的遭遇一樣，就不需要白白犧牲上百萬前線軍人了。」

並不清楚德國人怎麼讀這本書。但在1933年希特勒奪權後，這本書成為暢銷書。自1936年起，某些市政府會在新婚夫婦念完誓詞後，將這本書交給他們，在二次大戰結束前，這本書已經印了一千三百萬本。

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人來決定該如何處置這本書，因為希特勒最後的私人住所在慕尼黑，而慕尼黑在美國人的轄區內。第三帝國結束，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到了1949年才成立。所以美國人將這本書的著作權轉交給巴伐利亞政府。而巴伐利亞邦禁止這本書付梓。

這個方法，反映了一戰後德國對待希特勒事蹟的方式。這樣的想法，意圖要壓制任何可能會讓德國人重回希特勒咒語中的事物。同盟國跟新德國政府，也追尋「去納粹化」的政策腳步，已知的納粹份子無法擔任任何重要職務。但隨著冷戰開始，西德以盟友的需求存在。在缺少選項的情況下，政府部門、法庭、學校又開始任用前納粹份子。

40年代、50年代晚期，德國人避免討論希特勒。許多男人經歷囚禁、許多女人遭到強暴，人們居無定所、成為孤兒鰥寡。德國人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對自己的心境也沒有任何的話語。許多人受到創傷，無法談論自己的遭遇。他們發現，讓自己忙碌，投入戰後的「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在心理上比較容易。許多人仍然不承認納粹大屠殺的全面性。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 是傳記「阿道夫 ・H」一書的作者，根據書中敘述，一份50年代的民調顯示，約有一半的西德民眾認為，如果希特勒沒有發動戰爭的話，他將是「德國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以色列人於60年代逮捕、審訊、處決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後，又展開了新的篇章。艾希曼讓更多大屠殺的細節公諸於世，自1963年起，22名前黨衛隊成員因奧斯維茲集中營的罪刑，在法蘭克福被起訴。德國人很關心這些案子：有兩萬人在這段期間前往法蘭克福法院。這是「面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詞首次進入餐桌，讓家庭分裂。

兒女指控父母、教授是共謀，在家中、校園內叛逆。長輩躲進自己所作所為，或曾經歷的消毒故事中。密切里區(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夫婦是一對精神分析學家，稱這種病徵為「無法悲傷」，也當作他們在1967年所出版的書名。他們認為，這讓德國人陷入一種進行中的道德跟心理危機。

德國官方有兩種回應。東德採取一種虛幻的謊言，說正義的共產黨一直一來都獨自對抗「法西斯份子」。事實上，他們從未考慮要處理過去。但西德接受了這個罪名，並公開贖罪。西德成為和平主義社會，被稱為「後英雄主義(post-heroic)」，跟同盟國當時的勇士文化相反。也轉變成「後國家(post-national)」：西德人不太拿國旗，在運動場合也僅呢喃國歌。年輕一代的認同，要馬是次國家的(比如說司瓦本人(Swabian)、巴伐利亞人)，要馬是超國家的，比如說好歐洲人。

但自70年代起，壓抑已久的希特勒迷戀，又重新出現。兩本自傳跟一部紀錄片問世，1979年時德國播出美國電視劇「大屠殺」，震驚了德國人，又進入了另一輪的自我反省。許多人改變觀感，認同時任西德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德國投降四十周年紀念日時的歷史性演講。魏茨澤克1985年那場演說中，稱1945年5月8日不是德國戰敗、崩壞的日子，而是德國解放的日子。

元首，對今日的德國人來說有何意義 What the Führer means for Germans today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