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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un 13th 2019

本周震撼整個香港的抗議者，有三件事引人注目。抗議人數很多；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示威，也許是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最多的一次。多數是年輕人 — 他們太過年輕，對英領時期沒有記憶。他們對北京下重手不滿，完全出於內心。他們也展現了無比的勇氣；自2014年的雨傘運動起，共產黨已闡明，不再容忍任何不順從的行為 — 而三天之後這些示威者冒著橡膠子彈、催淚瓦斯、法律報復的風險，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一切都證明，正如許多香港人所見，沒有比香港未來岌岌可危更重要的了。

表面上來看，示威活動涉及的是狹隘且技術性的問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一位香港人被指控在台灣殺了其女友，但無法送到台灣接受審判。因此，香港政府提議，允許將嫌疑人引渡到台灣以及任何沒有簽署引渡協議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

但影響可能更加深遠。殖民時期香港法律的起草人，將大陸排除在引渡地之外，因為當地的法庭不被認為可落實司法公正。若有引渡的威脅，所有香港人都將受制於中國法律體系的變幻莫測，因為在那邊黨意高於法治。對北京有意見的人，可能會被送往中國，面臨中國法院嚴厲的對待。生意人可能會面臨有關係的中國競爭者，找方法把他們拖入易於操控的司法體系。

這對香港來說是個災難；因為香港是一座脆弱的橋樑，連結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以及自由的全球商業界。許多公司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與中國巨大市場的良好連結，但又擁有與西方一樣的透明經濟規則。多虧了中國大陸，香港現在是全球第八大出口地，同時也是全球第四大的股市所在地。其巨大的銀行系統與西方無縫接軌，港幣則與美元掛鉤。對許多跨國公司來說，香港同時是通往中國市場及亞洲大陸的門戶— 有超過一千三百間跨國企業將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如果香港最後被視為另一個普通的中國都市，受害的將不只是香港人。

這個威脅很實在。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上位後，便說得越來越很清楚，認為司法制度應該要在黨的掌握下。他在2月時說，中國「絕不走西方司法獨立之路」。2015年時，習近平曾發起圍捕運動，讓獨立律師、人權工作者噤聲。數百人被騷擾，或被警方拘留。大陸官方甚至派遣情治人員到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綁架，包括一名中共八卦雜誌的出版商，從香港的停車場被帶走；另外還有一名2017年從香港四季酒店被帶走的商業鉅子。這個訊息很簡單，習近平不僅不在乎中國大陸的法治，他也看不起其他地方的法治。

香港政府表示新法律有保障措施。但抗議群眾無視這點，這也是對的。理論上來說，引渡不會涉及政治案件，也只涉及重刑的犯罪。但共產黨長久以來，就擁有以非政治理由懲罰批評者的紀錄。香港政府說將會減少白領犯罪的涵蓋範圍，但勒索跟詐欺仍算在內。香港政府說，只有中國最高法院提出引渡要求時，才會做考慮，但決定者將會是香港的行政長官。而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是由香港的親共人士所選出，這些人亦回應北京要求，香港法庭將沒甚麼反對的餘地。這個法案可能會提高批共者被送過邊境的可能性，從而扼殺了香港的自由。

這是一個危險的時刻。示威變得暴力 — 也許是1967年反殖民示威行動後最暴力的一次。北京的官員譴責說，這是外國陰謀。林鄭到目前為止都很堅持，但再想想仍為時不晚。

從最狹隘的定義來看，新法應該無法實現林鄭的目的。台灣已經說明，不會接受新引渡條例下的嫌犯引渡。也有一些爆炸性不那麼強的提案，比如說讓香港法庭審理涉及第三地的謀殺案件。一項反顛覆法的立法，因為2003年時的大型示威活動而暫緩。有一說是，香港政府認為現在是推動這項被束之高閣已久法案的好時機。但林鄭反而應該把2003年的歷史，當作是這次引渡條例的借鏡。

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應該要鼓勵林鄭。簽署協議，確保香港至2047年生活不變的英國，有特別重要的任務。英國政府已表達對此引渡協議的「潛在影響」表示關心，但要做的應該是大聲、清楚地說，這是錯的。而美國此時正與中國進行貿易戰，香港有可能變成大國交鋒的焦點。一些美國政治人物已警告，引渡條例可能會危及美國法律中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他們應該謹慎一些，去除香港的特殊地位，不只會傷害美國利益，也破壞了香港人的前景 — 這對爭取民主的香港人來說，並不是多好的獎勵。較好的做法是施壓中央政府，或是威脅將逐案審查美國對香港的引渡案例。

但這會有任何效果嗎?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取決於習近平。為了壓榨香港，中國已付出很大代價。中國想對外傳達和諧的表象，但每次全世界看到中國的固執、硬幹的時候，就跟這樣的表象不一致。當香港在二十二年前回歸中國時，當時是認為兩種制度將會一起成長。但正如示威群眾已表明，那將不在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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