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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an 30th 2020

有兩件事可以解釋為何一種的傳染病會如此令人震驚。首先，感染數呈指數增加。從數十個案例開始變得上百，上百又變成上千，隨著數字失控，引起人們對醫療體系崩潰、社會和經濟動盪以及致命大流行的臆測。另外，則是深遠的不確定性。零散的數據加上相互矛盾的報導，意味著科學家們無法排除最壞的情況 — 而這會使得不良的資訊氾濫成災。

這是在中國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被稱為2019-nCoV。1月20日時，感染人數為282、在九天後就幾乎達到7,800個案例。當時，中國大陸以外的案例為4例，但呈倍數地變成105例、分布在十九個區域。這種疾病的基本特徵(包括傳播方式以及死亡例)尚不明。10月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曾經做過一個冠狀病毒的模擬，在那個模型中，有六千五百萬人喪生。在這樣不確定的情況下，這個模擬也被考慮進去。但這次的冠狀病毒並不是。

不過，但下面這些是正確的問題：新病毒會成為全球性疾病嗎?有多致命?需要拿到肯定的答案，會花上數週或數個月，但公衛機構今天就必須做好計劃。可能性最高的預測是，這種疾病已經在中國紮根，並且很有可能造成全球性傳播 — 甚至可能成為季節性的感染疾病。這可能不會比季節性流感更具致命性，但仍然很嚴重。短期內，這將衝擊世界經濟。此外，根據應對方式，還可能會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病毒在12月就爆發。在中國，人與動物的反覆雜處，可能會造成得以感染人類的病毒突變；而城際間的大規模遷徙，也意味著這可能在人群間散播。該病毒可能起源於蝙蝠，並透過諸如麝香貓或雪貂之類的哺乳動物傳播，最終在武漢銷售野生動物的傳統市場上出售。症狀類似流感，但包括可能致命的肺炎。大約有20%的案例為重症，需在醫院治療；而之中大約有2%的人死亡。目前還沒有疫苗或是抗病毒的治療方法。

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到底有多少沒被揭露的案例。中國的初級醫療很簡陋，忙碌的醫院可能會忽略或拒絕看某些病症。有更多人可能有輕微症狀，但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染病。香港學者的模型顯示，至1月25日時，已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感染，且將在幾個月後達到頂峰。如果真是這樣，該病毒的傳播將比想像中的更廣，因此在中國境內也將更難以控制。但因為母體變大，也將降低致死率。與流感一樣，許多人仍然可能死去。2017-18年美國共有四千五百萬人擁有季節性流感的症狀，有六萬一千人因此過世。

科學家已開始研究疫苗、治療方法，以降低感染的嚴重性，但還需六到十二個月。因此這段時間內，全球必須靠公共衛生手段來防止。這次的事件，導致中國出現史上最大的隔離的行動，武漢和湖北省其他地區已被封閉。嚴厲的封城行動，在中國仍有餘波。春節假期延長了，學校跟企業也關閉。經濟靠著外送跟宅配運轉著。

許多專家讚美中國的努力。的確，與2003年的SARS比起來，中國科學家在對付武漢病毒上做得更好。他們很快地把病毒檢測出來、進行基因排序、為診斷試劑提供許可證並通知國際機構。但中國的政治人物則表現不佳。他們仍讓那個會產生SARS突變病毒的擁擠野生動物市場存在。在發現新病毒時，武漢的地方官員先淡化，然後在確診後、宣布該冠狀病毒的八個小時後才實施嚴格的檢疫、隔離，這可能已讓約百萬潛在患者離開武漢。

這可能會造成一個顯著的傷害。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從病毒爆發前的6%降到僅剩2%。由於中國現在佔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生產總額，全球經濟成長一定也會下降。雖然病毒消逝後經濟會反彈，但對中國共產黨，甚至是習近平的名聲可能影響更久遠。中國共產黨宣稱，有科學的幫助，他們比民主國家更有效率，但嚴重失控的病毒處理，顯示實情並非如此。

在中國以外，封城是很難想像的。醫療、經濟的成本，將取決於各國政府減緩病毒傳播的速度。要做到這點，必須在個案出現後立即隔離，並追踪、隔離與患者接觸過的人 — 事實上，如果病毒在中國就絕跡，那大流行可能也就跟著一起結束了。如果隔離無效，可能就要關閉學校、阻止旅行及禁止舉辦大型活動。即使不能完全阻止這疾病，拖延時間也有好處。公衛系統更能準備下波的大爆發，並把現在充滿流感病患的病床空出來。

即使有這些努力，這種病毒仍可能很嚴重。在亞洲大城市的貧民窟，以及非洲內部，一些國家的衛生系統無法隔離患者並追踪聯繫。防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在症狀輕微時(或甚至如一些報導所說，在症狀產生前)是否就具有傳染性，因為那樣的患者很難被發現。另外就是病毒是否會突變，變得更容易傳播或更致命。

全球從沒有像對付2019-NCOV那樣迅速。即使這樣，這個病毒能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隨著人類不斷開發、飼養更多的動物、都市化、旅遊及全球暖化，新疾病將變得更普遍。 一份統計資料估計，新疾病的成本約為每年六百億美元。SARS、MERS、立百病毒、茲卡病毒，墨西哥豬流感等疾病：武漢肺炎是最新，但不會是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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