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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20th 2021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說：「注意一件事，且只要注意那件事就好：政府花了多少錢。」若他還在世，眼睛可能會睜得老大。各國政府在疫情上已花了十七兆美金，包含各種貸款跟保證金，佔了全球GDP的16%。按照目前的估計，2026年各先進經濟國政府支出佔GDP的總額，將大於2006年的比例。美國準備在福利制度上花上一點半兆美金；歐洲則有七千五百億歐元的投資資金；而日本正打算進行「新資本主義」，政府會更慷慨。

在未來數十年內，國家角色在經濟內的足跡，將會進一步擴張。全球有五分之四的國家尋求炭中和目標，這個目標讓英國打算在2050年前，在經濟成長趨緩的情況下，將舉債佔GDP的比例調高21%，因為國家需補貼減碳措施。許多國家也擁有高齡化問題，這使得政府在健保跟年金上的支出也增加。

對如本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來說，很容易對各國政府無情的步伐感到絕望。國家角色在疫情中加重，國家的失敗也完全顯現出來。危機初期，美國公衛機關阻止私人實驗室自行開發病毒檢測裝置；今年直到10月才批准了原本可在夏天前就可進行的快篩。歐洲幾個月來疫苗推出的速度太慢。中國曾大肆慶祝抗疫舉措的成功，將其視為強國模式的勝利。現在，中國的清零目標展現了不受監督集中權力的僵化性。英國政壇陷入泥淖的醜聞之一，是領導人是否有利用疫情危機，將油水豐厚的合約私相授受給友人。

大政府的長期威脅，是這樣的官僚系統、制度性失敗跟貪汙變得規律且廣泛，讓人民變得更窮、又限制個人自由。但這樣的危險，也包含著一種機會。要了解為什麼，得先去思考為何政府會變大。

我們這周的專文有解釋，政府幾乎總是會隨著GDP成長而擴張。有三股力量在驅動這樣的擴張。第一股力量，顯然是惡意的。惰性、任務偏移(mission creep，或說任務蠕變)讓政府很難縮減。受益於某項某項規定或計畫的選民、遊說團體，會拚了老命保護。在此同時，許多納稅人有比去跟政治人物陳情、去除這些政治分贓更緊急的事要做。負責的官僚會想捍衛自己的地盤跟生涯。但一項計劃失敗時，支持者會說如果該計畫有更多經費就可以成功了。

第二股力量，是生活的現實。政府提供的福利(比如說健保及教育)，其價格上升的速度會大於經濟成長，因為這些服務需要高密集人力，但生產力上升的速度卻很慢。雖然政府的無效率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但這種「成本症頭」同樣困擾著公私部門。這也有著國界限制。

第三股力量，是今日的政府，有著更多的事情要做。經過二十世紀，選民變得更富裕，他們便要求更多教育、更多利用先進科技所能達成的昂貴健保服務。現在，隨著選民高齡化，他們想把支出放在老人身上。而且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希望政府要為氣候變遷做些事。

一般大眾印象中，認為柴契爾夫人、雷根是反大政府的自由主義者，但談到這兩人的真正影響力，這三股力量也很明顯。他們通常被認為為「新古典自由主義時代」奠定基礎，但其實他們並沒有留下一個長時間持續的較小規模政府。美國聯邦政府2019年支出在GDP的佔比，比雷根上任前十年中的任一年度都高。而在柴契爾夫人離開首相位置的三十年後 — 其中十年被定義為撙節的十年 — 英國保守黨政府將執行一份自前柴契爾時代以來，政府支出佔GDP比最高的預算案。

雷根、柴契爾夫人 — 以及其他位於瑞典、紐西蘭等地的改革者 — 戰勝了第一股大政府的力量。他們了解到，當內部人士因為扭曲的動機、尋求更強大的控制，使得政府膨脹時，是最糟糕的狀態。政府賣掉國營事業、減少法規、簡化某些稅賦、鼓勵競爭，這些是對的。自由社會中，一個受限的政府角色是有共識的。擁護者歡迎多數經濟體採用市場經濟、允許公共服務的重分配跟支出，讓世界更公平。

現在，在這個共識理應最被需要時，卻正面臨威脅。隨著高齡化、氣候變遷無可抗拒地讓政府規模變大。認知到哪些是政府可以做好的、哪些是無法做好的至關重要 — 避免利維坦(Leviathan，霍布斯的書中，將這種舊約聖經中的怪獸比於為國家)利用權力為裙帶、自己人謀取利益。在今日，討論限制政府權力時，談論的應該是政府干預的性質，而不是討論限制全球暖化或提供老年人服務是否必要之類的事。

一項挑戰是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和個人選擇的作用。要對付氣候變遷，要做的應該是碳排定價、研發補貼，以及嚴格審查公共預算來達成；而不是透過航班配給、提倡綠能國家冠軍或打央行主意而扭曲金融市場來達成。福利國家應該要專注在現金的重分配，讓那些需要的人能選擇拿這些錢做甚麼，而不是建立新的官僚機構，比如說拜登總統提倡的聯邦孩童照護制度。稅基要豐厚，且稅賦應對投資友善。

超級政府
The supersized state

政府必須同時尋求靈巧及效率。家計的收入補助，在財政部門數位程度更高的今天，應要能自動化。如愛沙尼亞對紙本作業宣戰一般，可免除許多表格填寫的手續。如果有人數更少、卻收入更好的官僚，那公部門也比較能吸引有才華的人加入。政治人物在解決新問題時，應能願意重新開始，而不是仰賴乏善可陳的現有部門。在疫情期間，政府最大的成功案例來自內部創業，比如說美國的曲速行動，加速了美國發展疫苗的腳步。

政府也應該努力保持中立。無論是左派偏好的工會、受害者權益組織，或是右派的商界密友，都尋求緊緊抓住那狹小的利益。為了堅持下去，官僚需要的不是來自政界對他們廉潔的無情攻擊，而是透明度，以及對公共服務精神的支持。雖然在年長者身上增加支出是合理的，但全面性的老人政治並不是。口袋豐厚的退休人士並不需要公共退休金；相反地，因為他們的稅賦負擔基礎從薪資變成房地產、繼承跟消費，反而應負擔更重的稅。

獎賞將是巨大的。好政府、壞政府的差別，衡量基準不僅僅是多快可以達到炭中和，或是為年長者建造持續性的社會安全網，還有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二十世紀時，古典自由主義者保證，人類的進步將伴隨著政府的成長。二十一世紀，這個道理應該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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