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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Oct 17th 2015

10月12日的早晨6點10分,美國東岸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迪頓(Angus Deaton),接到一通操著瑞典腔的電話。對方小心翼翼地說服他說,這不是一通惡作劇電話,這讓迪頓教授開始擔心,這會不會真的是一場惡作劇。完全沒有必要。評審團出於「他對消費、貧窮、福利的分析」,決定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迪頓。這座獎,禮讚迪頓的研究生涯。他利用數據來推翻草率的假設、重新想像我們該如何衡量這個世界、交織在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間。甚至擁有由他名字命名的悖論。

這位69歲的教授,早在金融危機讓貧窮、分配不均的問題成為顯學前,就已開始研究這些議題。身為設計家庭調查的研究者,迪頓幫助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從80年代的糟糕狀態蛻變出來;當時發展經濟學界卡在陰暗的數據、無法證實理論的泥淖中。他還探討了,當貧窮者所得增加時,他們會多吃多少;以及他們的所得萎縮時,他們的保險會受到多少影響;更進一步地,他探討健康跟所得成長的關係。他對分配不均的思考,更是經過細細推敲。迪頓將分配不均視為成功的產物 — 若有貧者、必有富者 (for there to be have-nots, there must be haves) — 但他並不是菁英階層的啦啦隊。相反地,他認為深入鑽研數據,可了解到如何幫助被拋在後的數百萬人。

雖說也許最受關注的,是他對分配不均的研究。但評審團也著重迪頓一些較早年、較學院派的貢獻。首先,是他的研究,改變了經濟學家評估需求的方法。要了解政府調整稅收、超市推廣產品等行為之效果,知道人們如何應對價格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在迪頓進入這個領域前,經濟學家僅用對人類行為作出死板假設的簡單模型來進行。但更進一步檢測,就會發現這些模型中的假設,跟實際生活中,人們如何對應價格調整的數據並不吻合。

迪頓衝出來拯救。他認為,舊模型很可能會失敗,因為那些假設過於僵固。他跟一位同僚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共同提出了一種新方法,來模擬這種問題。他們為這個模型取了一個謙虛的名字:「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統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這個模型有易於預測的優點,但卻沒有過去那種導致模型失敗的僵固假設。舉例來說,在早期的模型中,不管一個人多富有,需求都被假設會跟所得同步增加。新的方法,讓不同所得水準的人,作出不同反應。所以薪資上升1%,對窮光蛋來說,可能會增加2%的稀飯需求;但對貴公子來說,只會增加0.1%。

迪頓、米爾鮑爾放上研究方法、常被引用的那篇論文,催生其他經濟學家展開一連串的研究。但無論有多成功,對這模型最嚴厲的批評 — 也隱藏在模型的名字裡了,就是說這兩位經濟學家,並不試著提供(那唯一的)解答,僅為未來研究提供了方向。

評審團強調的第二個成就,是迪頓協助架起了個經、總經間的橋梁 — 尤其是了解消費跟所得間的關係。這個關係至關重要。這兩者間的不同,就是儲蓄水準;反過來說,儲蓄決定了一個經濟體可用來投資的總數,進而決定一個社會未來的財富。

在迪頓之前,總經學者利用「個人行為模型」來解釋,為何總計來看,消費的波動看起來比所得小。一個試圖解釋的理論,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恆常所得假說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這個理論假設,人們在面臨短期的所得波動時,消費還是平穩的。而為了應付一次性的工資增加,這個理論預測,人們會把多餘現金的一部分,未雨綢繆存起來。這個主張,漂亮地吻合了總體消費波動比所得小的觀察。(譯按:恆常所得假說簡單來說,就是人們會預估長期的平均所得,並按照自己預測的這個所得,來作出消費選擇。短期的所得波動,並不會對消費造成太大影響。)

傅利曼模式輸了
Milton's paradigm lost

但迪頓的研究,暴露出恆常所得假說是個草率的思考方式。首先,他發現在傅利曼的模型中,消費跟所得的關係,取決於經濟體中的各種所得衝擊。如果一個人的加薪,是「更多人會加薪」的信號,那傅利曼模型中的「理性」媒介,應可預測未來的所得增加,消費甚至會比「所得一開始上升」時還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應該會比所得的波動大,而非相反。

所以迪頓的模型去證明了。迪頓更小心地檢視了所得的數據,發現這些數據似乎並不支持「平穩消費」的理論。他的個經理論,結合他對總所得的實證觀察,得出了「所得應比消費平穩」的結論,跟之前總經學者試圖解釋的並不一樣。這樣的不一致性,便稱為迪頓悖論(Deaton paradox)。

同時,他擁有讓我們更認識這個世界的具體貢獻。迪頓提供三個榜樣,給有抱負的經濟學家。首先,理論應該要符合數據 — 但如果沒有,也不要絕望。困惑跟矛盾,有助於創新的產生。第二,「平均」通常並不夠好。只有透過了解人與人間的差異,我們才能了解全貌。最後,衡量(measurement)很重要。用迪頓的話來說,「沒有定義跟證據,無法連貫討論進展」。米爾鮑爾認為,迪頓贏得諾貝爾獎,是「實證經濟學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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