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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21st 2014

以俄國不良的人口結構、貪污的聲譽(在透明組織177個國家內的排名127名，跟馬利跟黎巴嫩差不多)、對付異議人士的手段，如馬格尼茨基(譯按：Sergei Magnitzky是一位反貪律師，2009在莫斯科被羈押時死亡)，或是其有缺陷的民主(經濟學人智庫將俄國排在獨裁政權)，克里米亞跟東烏克蘭的人民，會想加入俄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當民主跟民族主義一同在19世紀滋長時，兩者是尷尬的夥伴；但後者的動機通常強過前者。

回到1848年的革命風潮，德意志的自由主義者盼望一個統一且民主的國家。但實際上，能建立這樣國家的強權僅有普魯士，但普魯士國王完全蔑視這些自由主義者的訴求；威廉四世不願意接受「水溝裡的皇冠(crown from the gutter)」。(譯按：1848年5月德意志聯邦召開由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與會者希望為一新且統一的德國建立一部預備憲法；但疆域上有爭議，是否應該成立包含奧地利的大德意志，還是不包含奧地利，以普魯士為主的小德意志。最後議會的結論是採取「小德意志」，並希望威廉四世能接受德國皇帝的稱號。但因為新憲法裡面，君主不能否決國會的議案，再加上君權神授的觀念以及顧慮奧地利，最後威廉四世拒絕，說他才不要一頂從水溝撿來的皇冠。)一個統一個國家是來自俾斯麥的計謀而非民主的投票。要對付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民族主義是件有力的武器，但各個民族接著競逐權力；一個群體的得，便是另一個群體的失，包含波蘭人跟羅賽尼亞人(Ruthenes，有些變成現今的烏克蘭人)。

民主在有備選政府、政權可以從一個群體轉移到另一個群體，且大多數人民可被動接受的地方運作地最好。政府所需的正當性某種程度在於，百姓認為法律是由跟他們類似的人所通過的(如果不必要「由」人民通過，也是人民「的」法律、「為」人民通過)。但這個推論是假設，透過民族跟投票箱所授與的正當性是一樣多的；人民會希望被跟他們同樣民族的人統治，即使這個政權不民主。跟克里米亞同樣展現了這個事實，多數是德裔的蘇德台區在1938年也很歡迎希特勒的佔領。

因為凡爾賽條約被割讓到其他國家的德裔人民有滿腹苦水，而希特勒相當嫻熟於利用這些委屈。當然，在前民主時代的神聖羅馬帝國跟奧匈帝國時期，德國人民是分散的。在1945年之後，許多德國人被迫從東歐或是歐洲國家驅離，而歐洲國家變得比史上任何時期更族裔性單語(譯按：monoglot，指官方只推行單一語言，台灣也是)。也許是巧合，西歐的民主國家運作地相當好。當然，一個龐大的歐洲帝國在1945年後仍以蘇聯的形式存在著，而其喜好族群洗牌的習慣，更直接導致了現今的問題。

然而，全球化意味著人們更混合了。有些人可能會以美國成功的例子來說，這問題不重要；美國證明了，大熔爐可以創造一個活躍的經濟體。但這不意味著要求我們忘卻美國建國之初的兩百年，非裔人士先是被當成奴隸，之後又被隔離、被剝奪投票權。美國民主仍然十分健壯，但還是有些令人擔憂，攸關正當性的信號。我們可以從1998年的克林頓彈劾案、2000年的布希選舉、以及「出生地運動」(這個是最荒謬的)(譯按：birther movement，美國保守派有一派人質疑歐巴馬是否出生在美國。)，這些信號代表著，有越來越多美國人不願意接受他們政府的正當性。

但更大的問題是在歐洲。歐盟明顯地有輕視民主的傾向，不僅僅是其對待公投結果的方式。有一種觀念，就是歐洲菁英用一種「製造正當性」的理由，帶領普羅大眾走向歐元計畫 ― 他們的領導人是聰明人，最後一定會被證明是對的 ― 且應該要奏效。另外一種觀念，就是全球化適合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可以跨國找到最高薪工作的菁英階層；但那些發現自己得跟中國廉價勞力、力爭上游移民競爭的一般選民，就不適合；那些覺得沒有被諮詢，文化就被改變的人，也不適合。(想要冷靜、全面分析這個現象的話，去讀「右翼的反抗Revolt on the Right」，這本新書描述英國獨立黨的崛起。)

這一切可能意味著，在面對經濟風暴和文化快速變遷時，選民可能會比較不關心民主的細微之處(尤其是弱勢權益)。我們已經從反恐法律的崛起，看見此動態發展 ― 反對那些被塑造成非愛國者的人。可以想見一種將許多民主權力都描述成「中產階級」、「菁英」，去對比「獲得好工作的權力」、「最低工資」的敘述方式 ― 說到底，這其實就是馬克斯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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