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kj24

Economist Aug 22nd 2015

提到「人口危機」時，多數人會想到那些每位婦女生下六個小孩，並得拼命才能養活他們的國家。但許多亞洲國家卻有相反的問題：低生育率，以及頭重腳輕的家庭結構(四位祖父母、雙親、獨生子)。全球超低生育率國家的人口，有四分之三住在東亞跟東南亞。富裕的日本、南韓、台灣生育率都僅有1.4或更低。生育率是一位婦女預期一生中所生下的小孩數目。生育率2.1意味著穩定：人口可自行世代交替。人口學家稱1.4或低於1.4的生育率為「極低」。

2.1跟1.4，聽起來可能沒差太多。但想想這對日本來說是甚麼意思好了。1970年代早期，日本的生育率是2.1，也就是一年會有兩百萬名的新生兒。四十年過去，新生兒數目減半，生育率降到1.4。或是拿另一個更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國。1995年時，二十至二十九歲的中國人有兩億四千五百萬人。而按照現在趨勢下去，到了2025年，會只剩下一億五千九百萬人，光是一個世代就少了八千六百萬人。這將會讓中國人口中，受最好教育、技術最精明、又最樂於接受新思想的一群，減少了三分之一。

當首次工業化席捲北歐、西歐時，婦女開始上學，接著開始找工作。在法國，1900年時，有近乎一半的成年婦女在工作。且不只是跟以往一樣，僅是當家庭幫傭，或是在家庭農場中擠牛奶：他們開始在產業界工作。她們的新工作，多數是典型的低階文書工作，並無法讓她們的交涉能力增加多少，也無法改變基本社會風氣，也就是丈夫應該要負責大部分的家計，而婦女應該要照顧孩子。在那時候，美國的社會學家奧格朋(William Ogburn)，提出了所謂「文化落差(cultural lag)」的概念，來形容這種不協調的情況。也就是雖然物質生活變化得很快速，但相較之下，行為跟態度卻抵抗改變。

東亞各國所經歷的文化落差，則又比1900年代歐洲所經歷的更為劇烈。女性幾乎普遍識字，日本、南韓的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男性多。女性的勞動參與度也高。但女性仍被以舊的方式對待。直到最近，日本女性都還被預期會為了小孩放棄工作。無論是否有在工作，日本、南韓女性每周花在家務的時間，都比男性至少多出三小時。

這樣的文化落差，被認為跟極低的生育率有關。因為如果你強迫婦女在家庭跟職涯中做選擇，許多人會選擇職涯。在東京、曼谷跟其他亞洲都市中，沒有小孩的比例非常高。女性拒絕婚姻。如果她們選擇婚姻，在擁有孩子後，實際上會減少人生的可能性(非婚生子在亞洲仍是禁忌，且很少見)。

在歐洲，這樣的文化落差最後消失了。社會風氣在1960年代開始轉變，且轉變的速度比60年代前的二十年都還劇烈。托育服務更普及了。男性也開始幫忙洗衣服、送孩子上學。女性也因此發現，要兼顧職涯、家庭，變得更容易了。在那些走得更前的地方 — 法國、斯堪地那維亞各國、英國 — 生育率幾乎回到了可自行進行世代交替的程度。在那些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仍盛行的國家，比如說德國跟義大利，生育率仍然很低。安德森跟柯勒稱這樣的生育率回復為「性平紅利」。

文化 vs 供需法則
Culture v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一般認為，亞洲很難擁有這樣的紅利，因為家庭、婚姻等傳統觀念，亞洲比歐洲更深植。亞洲工業化的腳步，比歐洲更快，這是事實；所以態度也必須要跟上。

但亞洲轉變得比傳統派認為地更快，也會繼續快下去。日本、南韓首次結婚的年齡，在1970年代時是24-25歲，而現在則將近30歲 —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沒有小孩的比例高，婚姻年齡延後，都代表著亞洲女性對現有的選擇並不滿意。一樣重要的是，有一種機制可能會增加她們的眼界，來確保獲得更好的後果。

無論在哪，男性迎娶比自己年幼的女性，亞洲也是。但在生育率下降的亞洲國家，顧名思義，年長群的人口，會比年輕群的多。所以比如說，會有較多25-30歲的男性，想娶20-25的女性。隨著時間過去，婚姻市場中小小失衡的累積，創造了推動改變的巨大壓力。據估計，到了2070年，某些亞洲國家的適婚男女比例會變成1.6比1。如果想要吸引到異性，男性的競爭會更激烈，這也一定意味著，他們必須做更多家事。(那些堅持傳統男女角色的傢伙，會孤老一生。)有更多互相扶持的丈夫，女性便會發現結合母性跟職涯，並不是那麼難的事，所以他們就會有更多小孩。亞洲文化也會接受現實，就跟其他文化一樣。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