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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Sep 4th 2016

市場不斷地展示一些無法事先判斷品質的產品給消費者看。比如說，一台放在店裡的電視看起來也許很好，但那台電視能撐多久?保修是克服不確定的方法之一，大廠牌提供死板但標準化的產品是另一種方法；某間文青咖啡店也許煮出最棒的咖啡，但附近的星巴克會希望，你並不想冒險去找到這種店。儘管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以及解決方法)，但直到70年代「資訊不對稱」才進到經濟學家的思緒中。

George Akerlof是最前線。在他1970年那篇有開創性的論文「檸檬市場」中， Akerlof問到，如果二手車消費者無法分辨好車、壞車，那會發生甚麼事。假設一位買主願意花上$1,000買一台好車(他稱為「桃子」)，但只願意花上$500買一台性能不好的車(「檸檬」)。兩者對賣家來說，價值都稍低於這個價值；意味著在一個資訊透明的世界中，兩者的交易都會非常熱絡。但如果很難分辨檸檬跟桃子，買主也會降低出價。他們也許會願意付，比如說$750，買台他們可能認為有一半機率是桃子、一半機率是檸檬的汽車。問題在於，知道自己擁有桃子的仲介商，將會拒絕此項交易。結果就是，買主會面臨「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那些唯一會接受$750出價的賣家，其實就是那些有檸檬存貨的。聰明的買主會想到這點，知道他們只會買到檸檬，於是他們只會出價$500。檸檬的賣家，最後用跟資訊透明情況下一樣的價格賣出。但資訊不對稱意味著，沒有任何桃子的交易。

之後的研究強調兩種解決方案。資訊經濟學的另一位先驅Peter Spence，專注在「發出信號(signalling)」上。他給的例子是勞動市場。雇主很難分辨哪位應徵者才是最棒的。所以勞工可藉由收集好寶寶獎章(比如說大學學歷)，對企業發出擁有才能的信號。重要的是，信號只有在可信時才有用：如果低產出的勞工發現，要拿到學位很容易，那他們就會偽裝成聰明的樣子。(保修跟品牌在市場上，也許是品質的信號。)第二種解決方法的本質，「篩選(screening)」，就是僅提供會吸引特定下注者的方案跟產品。Joseph Stiglitz與Michael Rothschild的研究顯示，保險市場應該要自然地提供差異化報價給客人，比如說高風險、低風險客人自然會傾向不同產品。

資訊不對稱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仍是個棘手的問題。逆選擇正困擾著美國的可負擔健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這個法案更出名的名稱是「歐巴馬健保」。加入政府補助的保險交易所的健康民眾，比預期地少，這樣限制了保費調整的空間。保險業者正承受損失；隨即而來的結果就是提高價格(或是退出)。批評者說，提高價格會讓更多健康民眾卻步，導致進入「死亡螺旋」。資訊經濟學也認為，應該暫停所謂「不詢問犯罪紀錄(ban the box)」的行為，亦即禁止雇主在應聘者面試前，詢問是否有犯罪紀錄。沒有犯罪紀錄是個好信號；將這個資訊拿掉，會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更嚴重。近期的研究顯示，不詢問犯罪紀錄的行為，讓美國企業更會用種族來判別應聘者，這樣的話，應徵低階工作的黑人、拉丁裔無法錄取。完全就是個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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