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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ug 28th 2021

中國有情緒控制問題，起碼在與西方中小型民主國家打交道時會出現。位於波羅地海沿岸的歐盟成員立陶宛，其命運就是個好例子。

立陶宛因為同意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以「台灣代表處」之名設立代表處，而遭到中國懲罰。中國視民主島國台灣為自己的領土，認為此舉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召回立陶宛大使申知非回國議事，要求立陶宛也召回駐中大使Diana Mickeviciene。在疫情中，中國告訴結束暑休返回北京的Diana Mickeviciene進行三周的居家隔離，並在8月31日結束隔離後搭第一班飛機返國。國營媒體暗示，中國很快就會暫停與立陶宛間的鐵路運輸服務，並與這個擁有兩百八十萬人口的國家切斷經濟聯繫(中國媒體暗示，立陶宛農民要趕快忘記把牛奶賣給中國的夢想)。在北京的外國使團沮喪地注意到，立陶宛大使館接到許多威脅電話，其中許多是針對當地員工。

中國的問題不只是易怒。北京領導人因為外國政府「跨越紅線」就降低外交規格不是新聞了。當國外領導人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見面時，中國通常會暫停貿易談判跟正式訪問(立陶宛2013年也經歷過)。去年中國因為澳洲政府呼籲調查武漢肺炎的起源，禁止澳洲的煤炭跟酒類進口。通常，中國的要求晦澀又咄咄逼人；如果立陶宛今天只讓台灣設立「台北代表處」，也許還可以獲得緩刑。中國同意台灣以台北的名義設立貿易辦公室，因為這聽起來像地方政府的延伸。即使是中國民眾一觸即發的憤怒 — 或者至少是最嘈雜的因素 — 看起來也很類似。每週幾乎都有網路民族主義者，要求杯葛某間企業，或者要求被指控傷害中國人自尊的中、外國名人消失。被視為「民族叛徒」的中國人，對他們的威脅則非常普遍。

而由於中國的野心正在轉變，中國人的暴躁可能會比之前更帶來問題。中國不再生活於一個以貿易為主的雙邊關係世界中；在這種世界中，兩國可以用貿易來較量。中國希望創造一種新的國際網絡跟團體，對「良好治理」的觀點相似，且中國在這個網絡、團體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當中國發脾氣時，會帶來新的審查形式。

在約十年前，許多國家將中國視為耀眼、具有變革潛力的經濟合作夥伴，立陶宛也是。在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競爭中，立陶宛將自己最大的機場作為中國航班樞紐，主港克萊佩達(Klaipeda)則是中國船隻的入口港。在更近的時間點，立陶宛尋求成為中國數位金融的歐洲門戶。2012年時，立陶宛與其他十五個中、東歐國家(其中有九個歐盟成員國)，加入了由中國領導的「16+1」機制，與中國總理固定舉辦年度峰會，催生了數不清的委員會來促進合作。剛開始時，歐盟中較富裕的西歐國家，稱此平台威脅到歐盟的團結，許多東歐人感到惱火。由於德國本身與中國領導人、市場就有著密切關係，當德國作出這樣的指責時，東歐人尤其不滿。

失望隨之而來。中國在中東歐的投資微不足道，其中大部分流向匈牙利、捷克、波蘭和塞爾維亞。貿易雖然增加，但主要是中國的進口商品。時至今日，中國仍僅是立陶宛第十二大貿易夥伴。隨著經濟繁榮的夢想破滅，16+1(希臘於2019年加入，擴大成17+1 )的一些成員開始就歐盟的政治目標、缺乏透明度進行比較。類似想法的大使館發現，中國官員、共產黨組織繞過首都，直接與各國地區、城市和機構直接接觸。2月時，儘管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六個成員國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和斯洛維尼亞 — 還是僅派部長級官員參加17+1的線上峰會。

中國牌的表演式愛國主義走向全球
China’s brand of performative patriotism goes global

令中國形象進一步複雜化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越來越表露無遺。2019年8月時，立陶宛指責中國駐維爾紐斯大使館召集中國公民，擾亂支持香港民主人士的抗議活動(中國外交官還被拍到分發旗幟標語)。幾個月後，一群講中文的遊客，自豪地拍攝了破壞十字架山上支持香港的字句；十字架山是立陶宛民族獨立的聖地，可追溯到立陶宛被納粹德國、接著蘇聯佔領時期。這些影片在網上瘋傳，令立陶宛人感到震驚。今年4月，克萊佩達外港的擴建工程被擱置至少十年。資深官員早些時候稱，中國試圖在該港投資的行為，有國安風險。5 月時，立陶宛外交部長宣布退出17+1，稱這個平台具有分裂性，而且效率比團結的歐盟差。

中國官方媒體指責立陶宛愚蠢地挑釁中國，是為了討好美國，好像小國沒有任何自己的意志似的。許多歐洲國家駐北京使館都展現出憂鬱、防備的情緒。但是，每當中國感到不受尊重時，政治規則就要求需表現出極大的憤怒。這種應對外國人的方式很笨拙；但對中國來說，被輕視才是更糟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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