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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15th 2014

一個世紀前，當哈洛德百貨決定設立第一個海外商場時，它選擇了布宜諾斯艾利斯。1914年時的阿根廷以未來之國之姿脫穎而出；其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長比美國快、它的人均所得比德國、法國或義大利高、有自豪的肥沃農地、陽光明媚的氣候、嶄新的民主(1912年開始有男性普選權)、受過教育的人口，還有世上最富情慾的舞蹈。各路移民湧進大跳探戈。對有野心的年輕人來說，要在阿根廷跟加州間作選擇，是件很困難的事。

阿根廷還有許多深受喜愛的事物，從壯麗的巴塔哥尼亞高原到世上最佳足球員，梅西。阿根廷人繼續保持｢可能是地表上最好看人類」的稱號，但他們的國家是團糟(譯按：原文用wreck，廢墟)。哈洛德百貨在1998年關門。而阿根廷再度成為新興市場危機的中心。這點可以怪罪在費南德茲總統(Cristina Fernández)的無能上，但其實她也只是一連串不懂經濟學的民粹主義者的最後面一位，這串名單可回溯到裴隆家族(Juan/Eva Perón，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的Evita)，甚至更早於他們。別提跟德國人競爭了，同屬拉美的智利人跟烏拉圭人，原本都在阿根廷之後，現在都更富裕了。這些國家的孩童 — 還包括巴西跟墨西哥 — 在國際學業競賽中的表現都更好。

甚麼造成了這個國家的悲劇?當人們去思考，國家可能會碰到最糟的情況時，他們想到極權主義。有共產主義失敗的例子，現在看起來似乎不再是這樣了。如果印尼逼過緊，其人民很難不將北韓視作模範；馬德里或是雅典的政府，並不是引述列寧的話來解決他們的歐元危機。21世紀的真正危險，在不經意間變成了阿根廷。自隨意的失足變成穩定的下滑並不是太困難。極端主義不是必要因素，至少並不是那麼必要：衰敗的組織、排外的政客、只想依靠幾項資產跟天然資源來對抗現實的懶惰心態，才是主因。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歌詞)

對任何其他國家來講，阿根廷的故事是特殊的。它過去運氣不太好，其以出口為主的經濟，在兩次大戰間的時候，受制於保護主義、它對主要貿易夥伴英國的依賴太深，而裴隆夫妻又是不尋常又有魅力的民粹主義者。跟其他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一樣，阿根廷在90年代擁抱華盛頓共識，開放市場以及促進私有化，也將披索跟美元匯率掛勾。但當2001年的緊縮來臨時，對阿根廷來講是更猛烈的 — 也讓阿根廷人永遠對自由化的改革存疑。

但噩運不是罪魁禍首。罪魁禍首存在阿根廷的經濟、政治，以及不願意改革其中。阿根廷的沉淪很大一部分是自找的。

阿根廷在1914年的最強項 — 農產品，變成了詛咒。一世紀前，阿根廷是早期採用新冷凍技術出口肉品的國家，這在當時是殺手級應用 — 但它從來不嘗試提高食物的附加價值(即使今日，阿根廷的烹飪，基本上就是取得世界上最好的肉，然後拿來烤)。裴隆家族建立了封閉的經濟體系，來保護阿根廷毫無效率的產業；70年代的智利強人將軍還知道開放。阿根廷的保護主義讓南方共同市場(南美貿易協定的一項)遭受傷害。費南德茲的政府不只對進口品課稅，還對出口農產品課稅。

阿根廷並沒有保護其年輕民主制度不受軍方上下其手的機制，所以這個國家容易有政變。跟另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 — 澳洲不一樣，阿根廷並沒有發展出有決心創造、與分享財富的強力政黨：政治被裴隆家族把持，只專注在自身的影響力上。阿根廷的高等法院曾數次見風轉舵。政治的介入讓政府統計部門公信蕩存。貪污是家常便飯：在國際透明組織的貪污調查中，阿根廷的排名是拙劣的106名。建立制度太平淡、太緩慢。阿根廷有魅力的領導人們希望速戰速決，他們認為神奇關稅、或是貨幣掛鉤，比一個，嗯比如說，全面的阿根廷學校改革好。

They a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阿根廷的沉淪是逐步的、誘人的。除了70年代的慘劇，阿根廷並沒有經歷類似毛澤東或是史達林的時期。在阿根廷逐步沉淪的時候，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咖啡廳還是繼續提供美味的濃縮咖啡跟金牛角麵包。而這些讓這個病徵更危險。

富裕國家也不是全然免疫。加州處於一個穩定階段，但也不確定是不是已經戒除喜歡利用公投來求快速解藥的習慣，且其政府也還在限制私部門的發展。歐洲大陸南邊的那些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迴避現實，也恥於與阿根廷為伍。義大利氣憤地希望，評等機構要多看義大利的「文化財」，而不要一昧地只挑財政問題毛病。這聽起來跟費南德茲總統很像。歐盟保護西班牙跟希臘，免於漩渦影響。但如果歐元區崩壞呢?

然而，最大的危險其實在新興國家，那些前往繁榮、看似無人可擋的國家。太多國家沉溺於資源的出口，但忽略了制度。中國對原物料不那麼渴求時，這些國家的弱點就會跟阿根廷一樣被暴露出來。民粹主義悄悄在新興國家中發芽：憲法被濫用、過於仰賴石油跟天然氣，這些資源又掌握在當權者手上，這些當權者又非常自利。俄國正好都符合這些條件。當巴西正在玩弄經濟民族主義時，土耳其的獨裁者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現任土耳其總理)正試著結合艾薇塔跟伊斯蘭主義。亞洲許多新興國家，包括中國跟印度，裙帶資本主義仍然盛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憤怒，就如同當時造就裴隆家族的憤怒一樣。

阿根廷故事的比喻讓我們知道，有一個好政府是很重要的。也許這個教訓我們早就知道了。但一百年後我們有很大的機會看到另一個阿根廷 — 一個未來之國，但陷於過去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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