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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ul 27th 2019

明年夏天東京舉辦奧運會時，世界的目光將集中在日本。日本很敏銳地注意到這點，每天幾乎都在討論奧運會帶來甚麼，從箝制單次塑膠用品的使用量到日本名字的英文寫法等議題都包括在內。日本不太適應站在舞台的中心；日本的反應不小心透露出他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日本再也不是1964年首次舉辦奧運時的世界科技領導者了。

所有的國家都在思考自身的認同，但日本做得多太多。甚至有一整個文學類型，日本人論 — 「有關日本人的理論」— 致力於研究日本的國家定義，以及這個定義對日本人的意義。日本人與外國人都試圖理出答案。

歷史上來看，由於對日本種族獨特性、優越性的有害思考脈絡，日本的認同令人擔憂。傳統主義者曾試日本人為天選之民(有些人仍如此認為)。根據他們的說法，天皇直接承自天照大神(即便戰後命令剝奪了天皇的神性)。這種想法，助長了日本對亞洲部分地區的殖民行為，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激勵日本部隊。

二戰的敗退，以及之後的美國占領、軍事閹割，毀滅了這樣的認同 — 也毀滅了日本的自尊。為了替代原本的說法，日本尋求一種新的敘事方式，也找到了：自1945年起，由於人民的集體努力，讓日本轉型成為已開發國家，並擁有強大的經濟能力，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 — 和平主義。

這個想法，在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經濟成長掉入失落的二十年後有些動搖了。日本在戰後敘事的新版本中尋求慰藉：它有能力克服逆境和反彈，這體現在2011年福島災變的復原力中。早稻田大學的David Leheny認為，在「作為日本人有甚麼意義」這個問題上，日本人認為「從災難中反彈」是核心價值。

但日本認同感中的矛盾，又加劇了其不安全感。日本同時希望能踏出這種不安全感，但又希望能完美地融入其中。日本努力(而不是懼怕)成為一個先進、被國際社會尊重的國家。日本受到亞洲跟美國的影響依樣大。日本贏得了其他富裕國家的尊重，但卻是富國俱樂部成員中不安的那個。日本跟德國不一樣，從未完全處理戰時歷史。

日本的社會同質化正迅速破滅，這也威脅到其自我理解。上班族的終生僱用制已崩壞；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也越來越多面貌；在日本工作、居住的外國人數目創歷史新高。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家Hashimoto Akiko認為，這樣的改變，顯示了所謂日本人的同質化、集體化有多誇大。

這讓一些人感到害怕。頑固的修正主義者，包括安倍首相身邊的一些人，則希望往過去的歷史看。他們受到一種光榮、很可能是充滿虛構的過去啟發，嘴巴說著，要讓日本再度偉大。有些人想推動修憲，改變美國在1947年制訂的日本憲法，特別是希望讓日本能擁有正常的軍隊。其他人則希望把天皇和神道教重新置於日本認同的中心，即使這些主要是源於1868年明治維新時，為了建立現代憲政國家而重新發明的傳統。

從那時起，日本就很擅長改變。為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日本採行了西方的經濟、軍事跟政府制度。在輸掉二戰後，日本從一個廢墟中的國家，重建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戰爭發動者到和平國家 — 日本在二戰後，從未因為憤怒而擊發過一顆子彈 — 這是很了不起的。

認同的二分法，讓外界對日本有好奇心，越來越多的觀光客就是個證明。日本現在碰到的「問題」，是其他國家作夢也想擁有的。日本擔心人口變化、經濟不再發展、在世界上相對不那麼顯眼等，與之前的挑戰相比，根本不算甚麼。日本仍然靠著自己的能力令外界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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