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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ug 22nd 2019

放眼西方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就業機會很多，但經濟成長緩慢，而分配不均的情況過於嚴重，且環境也受害。你可能會希望各國政府透過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但許多地方的政壇處於僵局，或政局不安。那誰要來拯救資本主義?越來越多人認為，解方應該在大企業身上，請他們來解決經濟跟社會問題。即使是以無情出名的美國老闆們也同意；本周，有超過一百八十位的美國老闆，包含 Walmart跟JPMorgan Chase的執行長，推翻了三十年的主流觀念，承諾他們的公司，未來將不再僅僅為其擁有者服務，也會為客戶、員工、供應商和社區服務。

這些執行長的動機，可能有部分是策略性的。他們希望能在民主黨內左派人士攻擊大企業之前先發制人，但這樣的轉變，部分也是源於大西洋兩岸對企業態度有重大改變。年輕的員工，會希望為對時下道德、政治議題表態的公司效力。各種調性的政治人物，則希望企業能把工作及投資帶回母國。

雖然出於善意，但這種新型態的集體資本主義(collective capitalism)，最後會弊大於利。這可能會讓一些不適任、缺乏正當性的執行長飯碗更穩固；也對長期的繁榮造成威脅，而這是資本主義能成功的基本條件。

自英法企業於19世紀起獲得有限責任(譯按：個人的財務責任僅限於固定金額)開始，人們一直在爭議社會可以得到甚麼。50年代、60年代時歐美實驗了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大公司與政府、工會合作，提供工作保障及津貼給勞工。但隨著企業試圖最大化企業主的利潤，亦即理論上必須要效率最大化，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在70年代的景氣停滯後確立地位。工會衰退，股東價值征服了美國，接著是歐洲及日本，且仍在攻城掠地。若以利潤來論，可說是大獲全勝：在美國，1989年的股東價值佔了GDP的5%，現在則是8%。

正是這樣的框架遭受攻擊。招致攻擊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商業道德的沉淪，比如說銀行家在申請紓困的同時又要求分紅，或是賣了數十億元的鴉片給上癮者等。但主要的原因，是股東價值創造出不好的經濟結果。上市公司被指控一連串的過失，從注重短期收益卻忽略投資、剝削員工、壓低薪資，到不願意為災難性的外部成本(特別是汙染)付費等。

並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準確的。現在美國國內的投資，相對GDP的數字，與歷史水準差不多，還比60年代高。美國股市的投資期，以從長期獲利所獲得的價值份額來看，與過去相當。如Amazon、Netflix等可望不可求(譯按：原文Jam-tomorrow，意指很好的事但永遠不會發生)的企業也風靡一時。但有一些批評是真的；勞工在企業所創造價值中的份額，的確下降了。消費者通常得到很爛的交易結果，而社會流動性也降低。

無論如何，大眾及知識分子對股東價值的反彈，已經改變了企業做決定的方法。公司老闆現在會為客人、員工所關心的社會議題背書。在資本的配置上，企業現在不以效率，而以各種理由做決定：微軟在西雅圖的住房融資上花了五億美元。川普總統很愛吹噓他又說服了哪些老闆在哪裡蓋工廠。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想更進一步。目標瞄準白宮的民主黨籍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希望企業需由聯邦核發許執照，這樣如果有侵害員工、客戶或社區權益時，聯邦政府可撤銷執照。所有的這些行為，都預示著一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大公司追求的不是狹隘的自身利益，而是更廣泛的社會目標。

這聽起來不錯，但集體資本主義有兩個陷阱：缺乏問責制度也缺乏活力。先想想問責制度；執行長們應該如何了解「社會」對企業的期許，這點並不清楚。而這很有可能會由政治人物、各種議題團體跟執行長本人自己決定 — 一般大眾不會有發言權。而在過去二十年中，大企業主導了工業界及金融界，所以少數幾位不具代表性的商業領袖，最終將擁有巨大權力，來為社會制定遠超過其公司直接利益的目標。

第二個問題在於活力。集體資本主義遠離改變；在一個有活力的系統中，企業至少必須放棄一些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為了從過時的行業中，重新分配資本、勞工到新行業，利益相關者的數目會減少。比如說，如果要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石油公司將面臨巨大裁員。60年代管理當頭商業鉅子的粉絲們，可能常忘掉AT&T是如何敲詐消費者的；又或是當時的通用汽車，做出了多少過時又不安全的車。這兩間體現了社會價值的公司，即使在當時也很拮据。這兩間公司被保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展現出更廣泛的社會目標，不管是終身職業、世界等級的科學或是支持底特律製造等。

能讓資本主義為所有人運作地更好的方法，並不是去限制問責制度或活力，而是加強這兩樣。要做到這樣，公司的目的必須由擁有者來制定，而非執行長或議題分子。有些人也許心頭總是縈繞著短期目標、季度收益結果，但通常是因為那些表現很差。有些人可能會選擇慈善目標，那就祝他們好運。但多數企業擁有者跟公司行號，會選擇把長期價值最大化，因為這是好事。

另外，企業也必須去適應社會不停變化的喜好。如果消費者想要公平交易的咖啡，他們就必須入手。如果大學畢業生想避開沒有道德的公司，僱主們就必須改變。一個讓企業更負責、更能問責的方法，是擴大所有權。美國家戶接觸股市(直接投入資金)的比例僅有50%，且持股嚴重集中於富裕人士。稅賦制度應鼓勵更擁有股票，年金計劃和投資基金的最終受益人，應該要能在公司選舉中投票；這種權力不應該外包給資產管理業中的少數巨頭。

只有在有競爭時，問責制度才有效。問責制度能降低價格、增加產能，確保企業無法長時間維持不正常的高利潤。此外，還能鼓勵企業去預測顧客、勞工及監管者不時變化的偏好 — 因為他們會擔心競爭對手先預測到。

不幸地，自90年代起，合併讓美國三分之二的產業變得更集中。在此同時，數位經濟看起來更往獨佔的方向去。如果利潤是在歷史正常水準、私部門勞工能獲得好處，薪資應該會高出6%。如果你把目光投向那有簽名的一百八十間標竿企業，許多在該產業裡屬於寡佔，包括信用卡、有線電視、藥品零售及航空公司。這些產業對消費者收費過高，客服也聲名狼藉。不令人意外地，不會有企業熱衷把進入門檻降低。

當然，一個健康、充滿競爭的經濟體，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 執行反壟斷、消除今日過度的遊說和裙帶主義，以及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今日這樣良好運作的政體並不存在，但授權給大公司老闆作為替代方案並不是解方。西方世界需要創新、更廣泛的所有權，以及更多元的企業來快速反應社會的需求。這才是真正開明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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