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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y 9th 2020

公元57年，中國漢光武帝賜給了倭國(當時日本稱號)一個帶有蛇形纏繞的金印。這樣的印章，到現在仍在日本的正式文書、契約簽名處上可見。在武漢肺炎大流行期間，許多日本上班族必須違抗社交距離的指示，千里迢迢地返回辦公室，將墨水蓋到紙上。印章就是日本難以將其過時職場文化現代化的最好縮影。

日本雖然享有高科技的名聲，但其實對於類比時代有著頑固的堅持。當武漢肺炎大流行開始時，只有40%的日本企業有用過電子合約，只有30%的企業能啟動遠距工作。傳真機仍無處不在；許多縣的醫生仍用傳真告知公衛官員武漢肺炎的檢測結果。

這場大流行也暴露了日本企業過於仰賴面對面的溝通方式。與客人或商業夥伴直接開會是不可或缺的行為；日本式的集體決策模式，靠著是一群人聚在房間做決定。上半族花很多時間在辦公室，表示他們對公司及同僚的奉獻 — 然後深夜時用日本酒催化的狂歡來建立友誼。

在日本，「外壓(外部壓力)」通常促進大改變。1853年，美國黑船的到來，終結了日本超過兩百年的鎖國。2010年日中在爭議島礁的海上碰撞，促成軍隊改造。佳能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宮家邦彥說，這場大流行則是日本企業的外壓。

一些企業正在做出回應。三井食品的萩原伸一社長說，武漢肺炎對營收來說是逆風，但對文化來說，是順風。他指示下屬固定用Zoom舉行會議；許多企業也轉向使用電子合約。虛擬飲酒會(Zoom飲み)也盛極一時；東洋經濟的專欄作家本田雅一說，「不需要擔心搭不上終電」。

目前，這樣的改變停滯不前，且不是每個行業都能落實。日本大型企業能更快速地改變工作型態；他們本來就有電腦系統，手上也有現金，有辦法彌補失去的營收、投資軟硬體等。但中小企業「就沒這樣的餘裕了」，萩原伸一社長如此說。

且這樣的進化可能無法持久。一旦禁令鬆綁，管理者可能會希望看到下屬回到辦公桌前；雖說也許不需要帶印章。4月27日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盡快審視這樣的習慣。甚至安倍內閣的IT大臣(他本身就是保護印章文化「印章議連」的會長)也承認，印鑑文化是無法落實遠距辦公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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