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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19th 2020

數百位求職者在某個秋天的早晨，在昆山厚聲電子的工廠門口外排隊。厚聲電子是一間台灣公司，提供電子零件給三星或東芝等品牌，他們的昆山廠正在招募新血。新的廠工一個月約可以賺到四千人民幣，是當地基本薪資的兩倍。崑山有成千上百間類似厚聲電子的台灣製造商，有超過十萬名台灣人住在昆山。

昆山又被稱為「小台北」，這說明了一種更廣泛的現象。各方評估的確切數字不一，但大約有一百二十萬名台灣人住在中國，約是台灣人口的5%，其中有許多人是商務人士。台灣企業並沒有讓台、中關係的緊張妨礙到生意。在過去三十年中，台灣企業在中國營運上投資了約一千九百億美金。為蘋果電腦及其他電子產品代工的富士康，在中國聘僱了約一百萬人，比中國任何私人企業都多。

隨著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崛起越來越懷疑 — 美國下任總統拜登可能會放緩但不會逆轉 — 北京比以往更迫切地熱衷於加強兩岸的商業紐帶。北京視台灣廠商為投資及重要科技(如華盛頓想要切斷供給的晶片)的來源。在此同時，台灣企業對這個巨人鄰國也降溫中，而地緣政治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當中國在80年代對外資開放時，台灣的企業家們是第一個掏錢的。受到對岸廉價勞動力、土地的驅動，台灣企業很快在離台灣最近的各濱海省分設立了工廠。直至今日，江蘇、浙江、福建跟廣東吸引了最多的台灣投資。同樣的語言、近似的文化，降低了交易成本。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建立了它在中國的第一間工廠；2008年時，中國對內投資的每六塊錢中，就有一塊來自台灣，這讓台灣成為中國最大的外資。

以營業額來看，中國最受歡迎的十二個消費性品牌中，有三個是台灣企業。中國人大力消費康師傅泡麵、旺旺仙貝跟統一的飲料。蘋果三間位於中國的最大代工廠 — 富士康、和碩、緯創 — 也都是台灣企業。

現在中國更竭盡所能地吸引台灣企業。2018至19年間，中國政府便推出超過二十五條政策，希望能吸引台灣企業。包括稅賦減免等措施，亮點是讓台商可競標利潤豐厚的特殊政府合約，從鐵路建設到「中國製造2025」的各項計畫。5月時中國官方公布了一項命令，由五個部會共同簽署，允許台灣企業在中國「獲得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這份命令甚至適用更敏感的領域，比如說5g通訊、人工智慧跟物聯網。沒有其他外籍企業獲得類似的待遇。

但北京的努力，至目前為止效果有限。台灣的投資金額，跟2015年比還不到一半。台灣企業降溫的因素有三個，首先是地緣政治。

已經越來越多台灣人看清，中國想透過加強商業關係來阻止台灣正式獨立一事。北京對台灣企業的特殊待遇，只會引起更多懷疑，比如說在「自主創新」中被視為中國本地企業。這也許有助於傾向獨立的總統贏得今年1月的大選。中國的企業，原本在2009年後可以投資台灣，最近則受到台灣監管機構的大力抨擊。台灣監管機構讓為這些中國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電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台灣上個月宣布，他們將會停止營運。

貿易夥伴還是出賣夥伴
Trading partners

臺海兩岸以外的地緣政治因素也有影響。中國一連串貨物被列在美國的關稅清單上，這也讓許多台灣製造商將生產中心移出中國。台灣的工業總會最近做了調查，發現十位在中國有工廠的台灣老闆中，就有四位打算或已經將產能轉換到別處，多數是東南亞。全球最大自行車製造商，台灣捷安特，則已把匈牙利定為替代生產地。

對一些台灣企業來說，美國將某些中國科技巨頭列入黑名單，讓日子更難過。中國電信龍頭華為，是美國的特殊目標；而去年晶片鉅子台積電的營業額中，有15%來自對華為的出貨。本月，台積電確認將會在亞利桑那州蓋新廠，斥資三十五億美金。

台灣企業的第二個挑戰是競爭。上海的中小企業主張盈德(音譯)談到，雖然北京有下指示，但「紅色供應鏈」還是偏向中國本地的競爭者。張盈德說，他只能期待看能不能當承包商。代表三百多間台商的寧波台商協會會長黃聖朝說，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間廠商贏得政府的大型標案。

黃聖朝並沒有怪罪到對台商的歧視。他反而指出現在中國的競爭對手越來越有競爭力跟創新能力。本月蘋果組裝廠緯創才剛同意，將昆山工廠賣給低價競爭的對手立訊精密。緯創將放棄中國的工廠營運並讓給對手，顯示電子組裝業的know-how，再也不是台灣企業感到需要保護的堡壘了。

浙江大學的耿曙教授說，台灣企業在製造業的主導權正在消失，要在中國成功必須要靠台灣的軟實力。他認為，由於台灣的溫暖服務在全世界有口皆碑，這部分在服務業較容易成功。但與台灣享有先發者優勢的製造業不同，中國服務業已有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成熟競爭者。

台灣企業退守中國的第三個理由則是世代差異。昆山厚聲電子是一個例子。台商管理階層已經接近退休年齡，而台灣年輕人通常不想去經營中國工廠，吃力不討好。中國各省的台商最常講的就是「領導真空」，讓他們對鉅額投資感到謹慎。

為了吸引年輕台灣創業者，中國中央政府在過去幾年中，在各大城市陸續開辦了各種兩岸創業基地。這些基地提供辦公空間、引薦潛在的中國客戶、以低廉租金提供高級住宿，並有機會申請最高達五十萬人民幣的政府補助。在浙江嘉興經營創業基地的朱楊(音譯)說，做沒有甚麼差異化的app公司是不能申請的，但標準還是比一般中國本地企業的設立資本標準低。

朱楊的創業基地中，現在有十間台灣新創公司。但這樣的計劃不足以減輕台灣老闆們對工資上漲和競爭加劇的擔憂 — 更別提美中的大國競爭了。台灣企業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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