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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警察玩具給孩子劉小姐，在一間金融科技公司工作。「我管理許多移居到香港工作的大陸人。他們更勤奮、待到更晚、更有企圖心，也更厚臉皮。我團隊中的香港人很難跟他們競爭。香港的競爭優勢已不再。」她也許不支持民主運動，但她對改課綱一事並不是很開心。「我小時候被教導要在學校思考。」談到她兒子，「他不只不會學到天安門廣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進入職場後，他也無法與同年紀的中國大陸年輕人競爭。」

香港是被納入大灣區計畫的十一個城市之一。這個計畫由習近平主導，納進了九千萬人，以及比整個澳洲經濟規模還大的區域。深圳是這個計劃的東西，香港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中國企業向海外募資。面臨這樣的未來，一些有錢的香港人將小孩送到有教英文跟北京話的私立學校。「我的孩子可以在街上學廣東話，我不在乎是否流利」，一位香港父親如此說，他營運的私募基金主要投資中國大陸，與妻子在家都說北京話。

越來越多香港畢業生選擇跨過邊境念大學。林先生選擇大陸，因為他有家人在那邊，學費也僅只是香港的四分之一。他畢業後想找廣告業或公關公司的職缺。「大陸的工作機會多很多」；林先生說過去兩年對疫情的控制顯示「大陸制度的優越性」。一些也前往中國大陸的香港同儕，是受到父母鼓勵。

一些家長不認為共產黨政權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或至少不認為會是永久性的。梁小姐有個小農場，女兒在家自學，因為她希望女兒與土地能有所連結，且有時間玩耍 — 也因為想讓女兒不受到中國影響。「共產黨終將垮台」，「甚麼時候? 我不知道。也許二十年或五十年後。到那時，我的孩子、孫子需要甚麼技能才能成長茁壯?」她因為孩子種水稻而弄得滿身泥濘跑來跑去而停頓了一下，之後列出了一些她覺得會需要的特質。「願意溝、能說服跟妥協、有同情心跟愛、知道如何傾聽。黑暗總有結束的一天。現在我們沒辦法做甚麼大事，但我們可以做一些小事，比如說把這個未來放在心裡，撫養我們的孩子。」

學到的教訓
lessons learned

梁小姐也許是對的。但中國政府有許多手段來塑造年輕人的想法。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高點時，有數十萬名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李明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在那場大屠殺之後，他回到家鄉成為公務員。當黨展開愛國教育之時，李先生也是數百萬名對象學生之一。

「我父親教我，永遠不要在公開場合說會惹上麻煩的話」，李明說。「他教我，最重要的是保護自己。在中國，這是一種務實的生活方式，也是生存之道。」但是李明父親也買了所有能找到的書給他。他要求李明觀察社會和周圍的人，然後為自己打算。李明搬到香港上大學前，父親警告他：「說話要小心。但永遠記住：為自己打算。」

許多香港人害怕，這個世代的香港年輕人會像後天安門時期的中國大陸年輕人。他們認為，課綱改了這麼多，政府的洗腦運動很可能會成功。但還是有香港堅持得下去的理由。由於香港比較先進，共產黨在大陸的手段 — 用經濟成長換取政治上的服從 — 並不適用香港。且到目前為止，與中國大陸不一樣的是，對網路的使用仍無限制。

但過去兩年的香港，已展現中共有多了解權力，以及將多無情地利用權力。李明也許會繼續為自己打算，但他也記取了他父親從天安門廣場得到的教訓。他已返回家鄉準備公務員考試，打算成為地方政府宣傳工具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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