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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28th 2015

上次美國東岸主要城市，出現巴爾的摩昨晚那樣的暴動，已經可以追溯到1968年，當時金恩博士被謀殺離世。巴爾的摩西部一帶，正在清理破碎滿地的玻璃，跟被焚燒的車輛，當地的廢棄房屋、空地，很多是半世紀前暴動的遺跡。跟當時一樣，最近的混亂是憤怒的出口，這次則是為了一位25歲青年格雷(Freddie Gray)於4月19日的離奇死亡事件，他在被逮捕時明顯受著傷。

而今日跟1968年的不同之處在於，巴爾的摩不再是直接壓迫黑人的地方了。巴爾的摩的人口中，有63%是非裔美人。其市長勞林斯-布蕾克(Stephanie Rawlings-Blake)是民主黨籍的黑人，在2011年的選舉中囊括87%的選票。她的警察局長巴茲(Anthony Batts)也是黑人，而這個城市的多數警察也是黑人。跟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的情況完全不同，巴爾的摩，就跟華盛頓特區、費城、底特律一樣，是個以黑人為政治中心的城市。所以為何該市的警察會陷入如此麻煩?

這有許多理由。制度無法輕易地改變，無論是誰掌權。美國黑人近期的抗爭，很少是因為某個擁有惡意種族歧視的人掌權，而是結構性問題，比如說貧窮的集中化、破碎家庭跟可怕的學校。

巴爾的摩是美國最危險的城市之一，這也無助於解釋。2013年的數據來看，每十萬人高達37人的謀殺率，比南非還糟糕。2013年6月某個星期，巴爾的摩這個人口僅有622,000的城市，就發生了十起謀殺案跟二十八起槍擊案。巴爾的摩的年輕黑人，偶爾會被警察殺害 — 但更多時候是被另外一位年輕黑人殺害。

陳述這件事，並不是要幫有濫用暴力紀錄的巴爾的摩警察部門找藉口。而是這個問題，似乎跟許多非裔美人與警察之間所產生的問題有關。許多年輕的黑人，對於老愛搜他們身、攔下他們車開罰單、對待他們如動物而非公民的警察感到憤慨。但如果你參加了黑人社區的警民會議(如記者參加了華盛頓特區東南部的警民會議)，你會發現參加會議的中年、中產階級黑人婦女面臨的是另一種麻煩。她們抱怨警察在阻止暴力犯罪一事上，做得還不夠多。

記者莉薇(Jull Leovy)在「逃離貧民窟(Ghettoside，暫譯)」一書中認為，過去非裔美人跟警方間的麻煩，不在於發生了甚麼問題，而在於不作為。在20世紀多數時間中，美國警方花了很多心思來保護黑白衝突時的白人民眾，以及白人民眾的財產，但通常都無視黑人與黑人間的暴力犯罪。莉薇相信，這是黑人社區有較高暴力犯罪率的原因之一。當罪犯不會受到法律懲罰，他們就會猖狂。每次的暴力行為，都會引發報復循環。最後用拳頭、刀子或是子彈擺平事情。「打小報告」似乎被視為羞恥的。當警察想要解決犯罪問題時，他們發現沒有人願意提供有用的資訊。

巴爾的摩的謀殺率，已經從90年代的最高峰下降了五分之一，但破案率還是低於50%。而全美的平均謀殺破案率是65%。巴爾的摩的警察部門人力不足 — 差不多3,000人 — 而一年要調查200件的謀殺案，同時也要跟其他城市的警察部門一樣，處理其他日常業務。也因為他們不堪重負，他們很難得到民眾的信任，讓民眾跟警察溝通，進而降低謀殺數。

2005年時，一位白人市長歐馬利(現在似乎準備競選總統)曾推行「零容忍」政策，要求警察攔下、搜索任何行為舉止可疑，有可能持槍或持藥的年輕人。在那一年，巴爾的摩警方逮捕了十萬人次，幾乎是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幾年後，這個政策被廢止了，改採目標更明確的手法 — 但這是在警方跟黑人民眾間，已產生巨大傷害後的事情了。

要長期降低暴力犯罪，唯一的方法是知道是誰犯下這些罪的。這意味著，要創造一個環境，讓處於該環境的民眾，深信法律會保護他們 — 這是多數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但貧民區的民眾卻非如此。 波士頓停火行動(The Boston Gun Project，或稱Operation Ceasefire)證明了，利用智慧、加上積極瞄準可能涉及槍擊的份子，可大幅降低黑人社區的謀殺率。而在英國，類似倫敦的三叉計畫(Trident programme，要求警方跟嫌疑犯的親朋好友建立好關係)，也有類似的效果，能降低黑人青年間的刀槍犯罪。

但這些長遠計畫的問題是，需要時間、金錢以及運氣。信任無法很快建立。而警察部門也不是激進的地方：事情就照往例作。對許多政治人物來說，派一堆藍色制服的警察到街上抓犯人是比較簡單的 — 同時也告訴大眾，我們已經有在做某些事，或我們已經把所有該做的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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