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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4th 2019

對想追蹤世界各地抗議行動的人來說，很難跟上速度。在這幾個星期中，各大洲都發生了大型反政府示威遊行，有些和平、有些則否：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加泰隆尼亞、智利、厄瓜多、法國、幾內亞、海地、宏都拉斯、香港、伊拉克、哈薩克、黎巴嫩及其他。11月1日巴基斯坦也加入了，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在首都伊斯蘭馬巴德，要求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在四十八小時內下台。

也許這是繼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席捲亞洲、東歐的「人民力量」之後，全球憤怒情緒再度同時爆發。在那之前，僅有60年代後期示威活動所牽扯的國家跟人民數量能相比擬。

但即使在那些時候，這兩股全球示威的風潮，看起來關聯也較緊密，不像近期的是毫無連結和及自發性的。許多國家的抗議群眾有著類似的不滿和目的，近期的抗議，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主調。巴基斯坦正好說明了其中的三項：經濟上的不滿(通貨膨脹及IMF要求撙節)；認為官員腐敗；指控選舉舞弊(去年伊姆蘭·汗勝選組成政府的那場選舉)。

但這些，看起更像是巧合而不具有一致性。抗議的起因各有不同：黎巴嫩是因為將針對諸如WhatsApp的語音服務課稅；香港則是因為準備立法將犯罪嫌疑人遣送中國；在加泰隆尼亞，則是因為獨立派被判長期徒刑；在英國，群眾則要求舉辦第二次脫歐公投。雖然不能代表世界各地的抗議者，但如果他們要有一句共同的口號，應該會是馬龍白蘭度1953年那部在英國被禁的電影「飛車黨(The Wild One)」。當馬龍白蘭度被問到在反抗甚麼時，他回說：「那你又得到甚麼?」

雖然辨別抗議的模式很困難，但並沒有讓專家因此停手。廣義來看，成因分為三類：經濟、人口和陰謀論。

經濟解釋論認為，即使對生活水準影響很輕微的因子(比如說智利把地鐵票價上調4%)，對努力活在分配不均社會的人民來說，也誠如最後一根稻草。而對左派來說，這是失能、注定失敗資本主義的最新力作。比如澳洲社會主義期刊紅旗「Red Flag」就以這樣的觀點看事情：「四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蹂躪了一個又一個國家；這些政策就是設計來讓廣大工人、窮人為此制度中日益加重的危機付出代價。」

即使自由市場的信徒，也看到各國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均問題而一同不滿。他們指出，智利一直以來是拉丁美洲的避風港(但其實以某些指標來看，智利是OECD中分配最不均的國家)，現在局勢不穩到必須要取消兩場在聖地牙哥舉辦的國際會議。

人口解釋論則認為，大抵上抗議活動是青年所發起，人口組成非常年輕，中位數不到30歲，三分之一小於20歲。這樣看起來，這些人在青少年或20歲初期時，目睹了2007-08年的金融危機。用人口統計學來說，這可能是造成大蕭條的原因。歷史學家星期日泰晤士報Niall Ferguson更進一步，將現在與60年代相比，說由於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這兩段時間都有「過剩的高教青年」，讓畢業生比工作機會多。

至於陰謀論；政府當然會認為抗議活動是由險惡國外勢力所煽動跟操縱的。中國外交部在7月時說，香港的抗議活動是「美方作品」。拉丁美洲則有一種理論說，騷動是古巴、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政權在背後煽動，目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問題的注意力。

經濟論、人口論，甚至是外界介入論，也許在某些抗議活動中扮演了某種角色。但真的要一致解釋的話，卻沒有任何一種理論站得住腳。全球經濟的確面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跟十年前世界經濟在蕭條邊緣、失業率陡升比起來，還沒那麼嚴重，當時上街的人都還沒那麼多。抗議的主導者是年輕人沒錯，但一些活動令人吃驚的特色是，許多示威者 — 從倫敦的「留歐」到香港的反中 — 中老年人也一同走出來。至於外國勢力干預，除了那些網路上最瘋狂的邊緣人以外，沒什麼人真的相信有某種全球力量在背後操縱。

因此，追求一個統一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當你觀察更早期的抗議浪潮，你以為的相關性其實也只是一種虛幻，這些浪潮也比假設地更多樣化。60年代晚期的全球動盪，包括以追求毛澤東個人崇拜為他贏得黨內鬥爭為目的的中國紅衛兵，以及留長髮、吃迷幻藥、性濫交的西方年輕人。這中間還有反越戰的示威、反蘇聯對東歐統治的示威，以及大學中不願意上課的無聊堅持。即使是二十年後發生的人民力量革命，他們的不同之處也跟類似之處一樣顯眼。比如說菲律賓馬可仕、南韓全斗煥的右翼強人，跟東歐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羅馬尼亞強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波蘭強人)就相去甚遠。

要找尋答案，也許要回到第一個大原則並問：是甚麼讓人們帶著怨氣上街頭?有兩個原因很少被提及，由於有法律、身體上的危險，抗爭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更刺激，甚至更好玩；且當其他人都在做這件事時，團結儼然成為一種風氣。每波抗議風潮，都有模仿要素在內。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抗議行動組織、傳播及持續的方式。諸如Telegram的加密app服務，讓抗議者的資訊傳播速度，比政府當局快一步。新的符碼、技術則像野火一般傳播。香港抗議的主題曲上線後沒多久，幾間購物中心就因為大規模的自發合唱而癱瘓。

第三個明顯的示威理由是，傳統的政治渠道已經失效。在80年代的抗議行動中，目標通常是最多只能進行假選舉的專制政府。在無法投票的情況下，街頭是唯一展現「人民力量」的場所。今年的一些抗議活動，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抗議阿爾及利亞的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或蘇丹的巴席爾(Omar al-Bashir)。但顯然一些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受到影響。

在今日的環境下，民眾可能會因為許多原因而有很深的無力感，認為他們的投票沒有用。其中一個例子是，越來越多人關注的環境議題，特別是氣候變遷這塊(雖說有些抗議行動是因為要課徵某些環境稅所引起，比如說想減少能源消耗而增加的稅)。要解決碳排放的議題，需要全球合作。單靠一國政府不夠，更何況是一張選票了。第二個，必須再度提到社群媒體。社群媒體傾向於放大那些同意你的聲音，意見不同則會被靜音，進而讓人們變得更加相信「不傾聽」的力量。第三個原因，則跟不寬容的情況越來越多有關，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弊病 — 通常勝選者並不一定在普選中拿下多數票，而輸掉選舉的人，在下次選舉前必須接受贏家制定的規則。

但這不是甚麼特別令人感到有希望或有幫助的結論。沒有甚麼跡象顯示這樣的趨勢會緩解。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這個第三波抗議風潮都不太可能是全球革命的前兆，只會是一種新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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