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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Sep 12th 2024
「我們為國家工作，而不是為大臣工作」，小說《官僚之夏》的主角風越信吾豪氣地說。身為經濟產業省的官員，他拒絕起身迎接上司 — 一位名義上居他之上的政治人物。該小說於1975年出版，生動地描繪了戰後繁榮時期日本官僚的權勢。當時，來自名校的畢業生爭相進入重要的部會。高階官員的地位、權力與銀行家並肩，並主導了日本國家機器的運轉。
如今，日本曾經強大的公務體系正面臨嚴峻寒冬。因為工作環境惡劣，優秀人才紛紛尋求更好的機會以及更靈活的工作方式。過去兩年內，離職的菁英公務員數量創下歷史新高。報考公務員的人數在2012年至2023年間下降了30%。東大畢業生通過公務員考試的比例，從2000年的32%，下降到今年的低於10%。現今的頂尖人才更寧願在新創公司工作。
這對日本企業可能是好消息，但公部門人才外流也帶來令人擔憂的問題。自風越信吾的時代以來，即便官僚權力有所減弱，他們在日本的政策制定過程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議員助理不足，經常依賴官僚提供立法上的協助。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Steven Vogel指出，在日本，公務員「扮演著政治角色」。在日本面臨如人口老化、人工智慧等種種新技術複雜挑戰之時，被掏空的公務員體系是日本無法承受的。
隨著自民黨即將在9月27日選出新黨魁，接替即將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公務員體系的未來成為了一個迫切的議題。主要競逐者之一的河野太郎，曾三度擔任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此外還曾出任數位、防衛和外務等多個部門的首長)；他因發起對日本政府體系中仍普遍存在的過時技術(如傳真機和磁碟)進行改革而受到矚目。大型商業團體《經濟同友會》，稱公務員體系改革是未來改革中的「緊急」事項。
只要在深夜走訪東京霞關(日本政治中心)，就可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地鐵末班車後，計程車就像聚集在夜店周圍般那樣地聚集在政府大樓周圍。造成加班的原因，往往是議員臨時要求準備次日聽證會的答覆。當需要回應這些要求時，官員通常要工作到凌晨一點左右 — 這樣在開議前就僅有數小時的睡眠時間。轉任顧問的前外務省官員回憶，他在任職的前兩年當中，每月的加班時數高達一百小時。
日本辦公室文化中，政府正是最糟糕部分的縮影。如今，一些人稱霞關為「黑心職場」 — 剝削條件和苛刻工作文化的代稱。過時且老派的工作方法仍是主流。封閉又基於年功序列的晉升制度，限制了新進人員的職涯發展。政治人物的霸凌行為屢見不鮮，卻不受懲罰。「如果你頭腦清醒，為何要做這份工作」，一位議員說道。「聰明人都在離開 — 我們感受得到。」
部分解決之道是減少公務員本身的繁文縟節。現任日本人事院總裁川本裕子曾在麥肯錫工作多年，致力於讓政府工作場所現代化。但更深層的改革是必要的，這需要更強大的政治意願。2014年通過的一系列公務員改革，適當地將更多權力交給了民選政治人物，但官僚的新角色未能明確化。各部會的本位主義仍重 — 無論是部會間的橫向聯繫，或是與私部門的聯繫。一些資深職位，應根據專業知識和表現向外求才。更靈活、更現代化的公務員體系將為日本其他領域樹立榜樣，也將成為解決未來幾十年問題的更好基礎。簡而言之，是時候讓官僚們迎來春天了。
原文

Economist Jul 8th 2022
安倍晉三之前就確定會在日本史書留名。他在2012年至2020年間擔任首相，是戰後日本任期最長的領導人。7月8日他在一場助選活動上遭暗殺，享年67歲；也讓他成為戰後第一位遭到殺害的日本領導人。安倍是日本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以被槍擊身亡的悲劇結束一生。
雖然年幼時安倍曾想拍電影，但他的政治之路幾乎是已被預先鋪好的。跟他許多同儕一樣，安倍出身政治家族：他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兒子、也是曾被認定為戰犯嫌疑犯，在戰後1957年至1960年擔任過首相的岸信介之孫。安倍認為他的政治使命，是完成前人未竟之業：恢復日本全球強權的地位，並廢除在美國占領軍施壓下，被迫採取的一些和平主義政策。對批評者來說，他代表了一種危險的民族修正主義。對於支持者來說，他是日本在愈加動蕩的現代世界中，所需要之具遠見的現實主義者。
安倍在2006年至2007年首次擔任首相，在金融醜聞跟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結束。在他於2012年重返首相大位時，日本正飽受全球金融危機跟福島三重災難(地震、海嘯、核災)之害。他說，「日本不會淪為二流強國，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他的第二任期，帶著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佐以他的地緣政治願景。他的「三支箭」— 寬鬆貨幣政策、擴張財政支出、結構改革 — 協助日本擺脫了長期通貨緊縮的低迷情況，並提振股市，但還是未能達到安倍政府所設定的通膨或經濟成長目標。安倍調整法律框架，讓自衛隊能在全球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過他並沒有達成修改日本戰後憲法的目標；戰後憲法技術上禁止日本擁有「戰爭潛力」的武力。
安倍在地緣政治留下印記，從他過世後各國領導人的大量悼念就是證據。全世界的外交官現在談到亞洲時，所使用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一詞，就是安倍所發明的。美日印澳四方對談，也是安倍的主意。TPP在川普政府後還能持續下去，也多半是因為安倍的領導。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稱日本在安倍時期，成為亞洲「自由秩序的領導者」。
但在日本國內，即使他贏過一場又一場選舉，安倍的評價仍兩極。他對日本安保政策的改變，引發了重大抗議。他的歷史否認主義，讓日本更難以修復與前殖民地南韓的關係；為了解決過去的領土爭議，他向普丁持續示好，但仍無濟於事。貪污醜聞也損害了安倍政府的信譽。日本的新聞自由指數，在安倍任內下滑。但是，儘管他在2020年9月辭職前的政府支持率不斷下降，但隨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74%的日本民眾認可他的治理。
安倍卸任後仍然是日本政壇的重要人物。作為國會議員，他是執政黨自民黨最大的派系領導人；他利用他顯眼的位置，繼續推動更強力的軍事姿態。他也將自己的影響力應用於競選活動，為7月10日參議院選舉的候選人助選。
就是在奈良(位於京都南邊的古都)助選的時候，安倍遭受槍擊。由於槍枝在日本被嚴格管制，政治暴力變得極為罕見(2021年只有一人遭槍殺)，此事件震驚了日本。觀察家認為，即將舉行的選舉，一定程度上是在考驗岸田首相能擺脫多少安倍在自民黨內部的影響力。相反地，岸田野將接受安倍被槍殺後的危機處理評估。在殺戮事件後，明顯受到打擊的岸田承諾將繼續舉行投票，誓言「保護我們的民主」和「不屈服於暴力」。
相反地，安倍的逝世，也強化了他的核心政治訊息之一：全世界都很危險，日本必須要擺脫戰後的和平主義。安倍心中有著超越日本國界的世界。他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後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說：「日本人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也就是如果一個國家有足夠的決心，入侵、侵略行為實際上可能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逐漸意識到，在保護我們的國家時，自身的努力和意志力至關重要。」只是對安倍來說，日本也被證明很危險。
原文

Economist Nov 6th 2021
當岸田文雄在9月底成為自民黨黨魁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降低外界對自民黨的期待。大眾對政府處理疫情的不滿，導致前任首相菅義偉辭職下台。一些民調顯示，自民黨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中將備受威脅。選民對岸田似乎有些冷感，給予新內閣的支持率低於以往新政府上台所享有的甜蜜期。岸田對「勝選」的定義，是自民黨與聯盟的公民黨的總席次，達到233席的國會簡單多數，遠低於選前的305席。
他也許太過小心了。當10月31日選舉結果出爐時，自民黨僅掉了15席，共獲得261席，憑自身力量就成為國會的簡單多數黨，甚至是「絕對穩定多數」，意即自民黨可控制眾議院所有的委員會、且擔任委員長。對岸田文雄，可說是鬆了一口氣。對希望利用大眾不滿情緒的在野黨來說，則是慘敗。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掉了13席，11月2日黨魁枝野幸男宣布辭職。
在野黨的慘敗，部分可歸因於民眾對2009至2012年間凌亂執政的記憶。部分原因則是錯誤的策略。立憲民主黨選擇與日本共產黨合作，在許多選區提出共同候選人，遠離了原本的支持群眾；同時也沒特別討好約40%的中間派選民，最終中間派選民只有40%的低投票率。整體的投票率也低，僅有56%。高出2017年的眾議院選舉54%一點，也僅比戰後最低投票率的53%(2014年眾議院選舉)高一些。
但這樣的結果，並不是選民對維持現狀背書。反建制派選票流向以大阪為核心的日本維新會，席次增加了三倍多，從11席成長為41席。在根據地以外，日本維新會的提名並不多，而日本的地方政黨成為全國性政黨也是罕見的現象。
但這股新勢力的表現暗示著，當一個政黨被視為可行的替代方案時，選民是可能捨棄自民黨的。近期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做的民調顯示，日本是六個有超過半數民眾希望「重大或完全改革政治、經濟、健保制度」的國家之一。(其他五個則是美國、法國、希臘、義大利跟西班牙。)
岸田的確也有承諾要大刀闊斧改革。他的競選主張是「新資本主義」，以表示跟安倍前首相「安倍經濟學」的不同之處；當時「安倍經濟學」帶來了各種混雜的結果。但從商業領袖到岸田「新資本主義」的專家會議成員，似乎都不太明白「新資本主義」的內涵。無論變革的結果如何，都不太可能有多激進。
其他重要議程上，岸田的主張也存在模糊地帶。岸田以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來慶祝他的勝選。他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與其他領導人共聚一堂。儘管他承諾將再提供100億美元的資金來協助亞洲其他國家的減碳措施，但並未詳細說明日本如何實現2050年碳中和的承諾。
在國防方面，自民黨在競選宣言中承諾增加國防支出，甚至可能增加一倍，達到GDP的2%。但岸田尚未說明他會把這筆預算花在什麼地方。他也沒有讓大眾和強大的財務省相信增加預算的必要性。因此毫不意外地，對岸田勝選最滿意的，是東京的官僚們，他們認為岸田這樣的溫和派不太可能破壞現狀。在反對黨更有組織地採取適當行動前，自民黨不會有無法掌權的問題。但岸田仍必須證明自己是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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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ul 17th 2021
7月9日聖火到達駒澤奧林匹克公園時，場館上方烏雲密布。由於疫情的關係，傳統的聖火傳遞，改成小型的閉門儀式。抗議人士在場館外舉著「保護生命、而不是保護奧運」、「撲滅奧運火炬」的標語。正如公務員京極紀子(音譯)所說的，「現在不室舉辦慶典的時機。」一些更熱情的圍觀者則在旁邊的人行天橋上，希望能透過體育場的縫隙瞥見火焰。對於上班族本間隆(音譯)來說，火炬提供了「黑暗中的一點光明」。
本間先生熱切地回想起，在同一個地點、八年前那個更光明的日子。當時，他和成千上萬的人一起慶祝東京贏得奧運舉辦權。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說，這比他當上首相的時刻更開心。安倍將奧運視為實現他熊大目標「日本回來了」的機會。安倍希望奧運能幫日本在數十年經濟停滯、人口下降和毀滅性的自然災害後擺脫陰霾。安倍的特別顧問谷口智彥說，奧運被視為「對未來的希望」這種稀有商品的來源。
盛大的設計，在1964年東京上次舉辦奧運時，就擁有有力的前例。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僅僅二十年，東京舉辦奧運涵蓋了兩個訊息，一是日本從灰燼中崛起，二是重新進入國際社會。被美軍轟炸過的東京，變得更漂亮了。嶄新的道路跟鐵路，還建造了第一條新幹線。前外交官東鄉和彥當時還是學生，他回憶說「1960年代時有一種感覺，每天都變得更豐富：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 奧運是這種感覺的象徵」。這種興奮感，讓這個世代的日本人一直保有印象。這也包括了安倍，他回憶起1964年東京贏得奧運時的童年記憶。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興奮感可能會再度出現。東京奧運的確有一些爭議，包括預算超標的體育場館、東奧籌委會主席因性別歧視而下台等；奧運也不可能解決日本所有問題。但奧運的確形塑了自豪感，成千上萬的日本年輕人報名擔任志工。若奧運如期於2020年舉辦，日本預計將迎來四千萬名外國人。遊客將會發現自己進入一個無可挑剔地乾淨、安全，又運行良好的大都市。日經新聞的秋田寛之認為，奧運將是日本的「白船」，能讓日本「覺醒跟開放」。(比喻來自19世紀時美國迫使日本對世界開放的「黑船」。)
但現在，比賽將在一個進入緊急事態的城市中，以無觀眾(不分本國外國)的方式進行。伊藤裕子(音譯)是聚集在駒澤奧林匹克公園外的一人，她說現在的心情與1964年時有「200%的不同」，1964年讓她愛上奧運。日本沒有因為奧運而團結在一起，反而因此分裂了。近期的民調顯示，有八成的日本民眾並不希望今年舉辦奧運。
現在的感覺是，國家領導人將不情願的民眾拉入災難；這比較像是二戰前，而不是1964年的奧運前。即使幾乎不討論政治敏感議題的德仁天皇，也表達了對今年舉辦奧運的擔憂。
反對奧運的理由中，只有部分是出於對武漢肺炎的擔憂。以全球標準來說，日本疫情處理地很好，只有一萬五千人死亡；東京本月只有八位因染疫而亡。但許多日本人擔心，抗疫成功是歸因於老百姓自律，以及在生活上做出了許多犧牲，而政府卻頑固地堅持冒險。上智大學的中野晃一教授說，「這不只是健康危機，更是民主危機 — 缺乏問責制」。
許多人不滿地認為，政府把贊助商、轉播跟國際奧委會的利益，看起來比日本大眾更重要。參與抗議活動的軟體工程師宮川拓(音譯)說，即使大眾覺得奧運不是「為了所有人」，而是「為了金錢流入的那些人」，政府仍執意舉辦。
事情可能會嚴重出錯。選手村若爆發疫情，可能會讓比賽無法進行，在比賽歷史上留下打星號的一頁。媒體或代表團某位不把防疫當回事的成員，可能會偷溜出去，在日本大眾間播下大爆發的種子。發展中國家的選手，可能會把變異株帶回國，讓這場奧運變成超級傳播事件。這樣的尷尬結局，可能會強化日本的衰退感，並讓日本大眾對參與外界有更強的疑心。
日本也可能盡最大努力讓病毒得到控制，讓賽事如期進行。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進行比賽，反而可以提醒人們日本克服逆境的能力。無論如何，這場奧運留給後世的，將是不停的辯論。一橋大學的運動歷史學者坂上康博說，「如果這是一張照片，我們可以說相框已經腐爛」。「照片可能還是很美，但無法改變它被腐爛相框包圍的事實。」
原文

Economist May 20th 2021
奧運火炬本周在廣島傳遞時，主事者取消了路跑傳遞，點火儀式在閉門的情況下舉行。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也取消了原定的拜訪。廣島跟奧運主辦城東京一樣(還有另外七座城市)，在第四波武漢肺炎的侵襲下進入緊急事態。
這個事件顯示了在疫情之下，主辦全球性體育賽事必須做多大幅度的調整。日本目前避免了爆炸性的疫情擴散，自大流行起的死亡人數少於一萬兩千人，部分原因是自去年春天起實施了嚴格的邊境管制。但死亡人數中，有三分之二都發生在今年。上一波爆發由變異株帶起，讓地區醫療系統緊繃，且疫苗施打的速度也慢。奧運預計在兩個月後舉辦，約有來自兩百多國的一萬五千名運動員，以及約九萬名的隨行工作人員入境日本。許多日本人擔心，最後的輸家會變成日本：60%的日本人寧願不辦奧運。
主事者堅持，東京奧運可在安全的情況下舉辦。他們指出近期不受病毒干擾的運動賽事，比如說高爾夫的美國名人賽。他們打算在奧運選手村跟競技場館做隔離泡泡，讓奧運關聯者與當地住民不會接觸。雖然沒有強制規定運動員接種疫苗，但巴赫稱，在奧運開始前，80%進入奧運選手村的運動員將已接種疫苗。賽事不開放給外國觀眾，要不要開放給日本民眾，則將在6月決定。
許多醫師、公衛專家仍持保留態度。用於本地篩檢、治療、疫苗的資源，可能會被奧運分走。日本國內人流的增加(如五月初的連續假期)，讓確診數大幅攀升。 前一陣子在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共同發表社論的三重病院院長谷口清州認為，由於賽事預計將在包括東京的九個都府縣舉辦，且訓練基地橫跨日本全國、志工來來去去，更多的人流移動將是不可避免的 — 也就代表著更多確診數。他呼籲取消奧運。已有數十個城鎮放棄原本成為外國團隊訓練基地的計畫。
變種株讓事情變得更複雜。變種病毒株B.1.1.7序列已廣泛傳播；來自世界各地人種的群聚，可能會讓病毒產生新的變異。谷口院長說，日本可能變成一個「大型攪拌槽」。日本政府專家會議顧問、病毒學家押谷仁認為，奧運參與者可能會把病毒帶回母國，那些地方的公衛系統更加脆弱。他說，「僅一個案例就可以造成大規模爆發」。
如果日本人跟奧運選手受到疫苗保護的程度一樣高，他們可能會覺得安全許多。根據經濟學人的追蹤表，只有4.5%的日本成人，接種了至少一劑的疫苗，這個比例比緬甸還低。菅義偉總理希望能在7月底前，完成年長者的接種。但東京的各下轄區中，只有三分之二認為有能力做到。供給並不是問題，日經新聞最近預測，冰櫃中至少還有一千萬劑未使用疫苗。
在這個階段，也不是需求的問題。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本部的下荒磯誠說，雖然日本民眾普遍對疫苗有高度疑慮，但這個疑慮似乎並沒有延續到武漢肺炎的疫苗上。當大阪的大型疫苗注射中心在本周開始接受預約時，兩萬五千劑疫苗在二十五分鐘內就被預訂完畢。
相反地，物流、官僚主義的風險規避作風，才是拖緩進度的原因。預定的網頁、外包中心充斥著技術問題；厚生勞動省堅守外國疫苗需在日本做臨床試驗的規定。目前只有輝瑞BNT疫苗被批准使用。日本也缺乏施打疫苗的人員，部分原因是日本法律規定只有醫師跟護理師才能施打。牙醫師破例可進行施打；官員目前正傷腦筋，看是否要讓藥劑師也能施打。押谷仁認為，由於日本有懷疑疫苗的歷史，缺乏經驗從業人員的錯誤，可能會導致致命的連鎖反應。「我們對於任何可能的不利因素都非常、非常謹慎。一個類似的錯誤，可能會中斷整個疫苗施打程序。」
儘管如此，接種疫苗的速度正在加快，且在未來幾周內會更快。隨著經濟學人本期付梓，日本官員預期也將核准Moderna以及AZ疫苗。防衛省準備建立更多的大型疫苗施打中心，這會讓對政府牛步作業不滿的日本人民感到開心。有80%的日本民眾認為政府施打疫苗的腳步太慢。菅義偉內閣的滿意度降到了歷史新低。
取消奧運，可能有助於消除許多選民的懷疑，因為他們認為政府把奧運的優先順位，放在國民的健康前面。但事情並不是看起來地那麼簡單。奧運主辦城市與奧委會的合約中，明定只有奧委會能取消奧運，而奧委會非常希望能繼續舉辦。早稻田大學運動法專家松本泰介說，如果日本政府單方面取消奧運，奧委會有權告上法庭尋求賠償。且日本官員也擔心退縮所造成的印象，尤其在亞洲對手 ー 中國 ー 將在明年初舉辦冬奧的情況下。菅義偉只好一再地重複一句話，他說日本將會舉辦一個「安全且讓人安心」的奧運。從他當任首相的命運，到全球大流行的進程，都取決於他的這個承諾。
原文

Economist Aug 28th 2020
安倍晉三在8月28日時，於東京舉行的記者會會上宣布辭職，理由是健康狀況。安倍將繼續履行職責，直到執政黨自民黨投票產生新黨魁為止。本週稍早時，安倍晉三已超過自己的叔公佐藤榮作，成為自19世紀末起，日本開始有此一職位後，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如果把06-07的首任算進去，安倍早已是紀錄保持人)。在安倍第三任黨魁任滿前的一年多，突然宣布辭職，已使日本政壇進入不穩定時期。
本月兩次就醫後，對安倍晉三健康狀況的擔憂增加許多。潰瘍性大腸炎是一種慢性腸道疾病，這個病也讓安倍第一任首相任期僅過了一年多後就結束。 (在復發時，一些患者需要每十分鐘就得放鬆一下。) 儘管如此，安倍下台的決定，還是震驚了他周遭的人。安倍晉三說：「我在沒有與任何人協商的情況下，自己做出了決定。 」 幕僚甚至沒有時間將把這些話寫在提詞器上。
繼任者的選擇，將是自民黨的內部事務。預計在未來幾週內，就會進行黨魁選舉。勝選者將完成安倍原本的任期，然後在明年9月將再次舉行黨魁選舉。副首相麻生太郎、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兩位忠實部屬被視為可能的過渡候選人，能填補安倍首相的剩餘任期。
鑒於自民黨對日本政壇的控制力道，這只會稍稍拖延為了爭取黨內大權的鬥爭。前防衛大臣、農業大臣石破茂在選民及和自民黨黨員中很受歡迎，但在國會議員中卻不受歡迎。自民黨政策負責人岸田文雄據說是安倍晉三的首選，但迄今尚未能獲得廣泛支持。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和外相茂木敏充也有可能。競爭結果將視派系計算、候選人個性而定，而不是政策。
安倍在2012年重返總理大位時，決心讓日本經濟復甦，及恢復日本的全球地位。2013年時，他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講話中宣布：「日本回來了 。 安倍在任近八年，奉行寬鬆貨幣、財政擴張和經濟結構改革政，又被稱為 「 安倍經濟學 (Abeconomics)」 。這有助於日本經濟擺脫通縮(儘管日本的通貨膨脹從未達到日銀設定的2%目標)。安倍晉三還進行了艱鉅的改革來振興經濟；比如說，讓長期受到補貼保護的農民面臨更多競爭，並允許更多移民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安倍增加國防預算，並支持一項允許自衛隊能在日本以外活動的法律，進而增強了日本自衛隊的實力。安倍也證明他對管理日美關係很有一套，特別是在川普成為總統之後。在安倍的領導下，日本成為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擁護者，與歐盟簽署了《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美國退出TPP後挽救了此貿易協定，並加強與亞洲盟國的關係以對抗中國崛起 。在安倍晉三宣布辭職後，澳洲首相斯莫里森(Scott Morrison)說：「安倍一直是亞洲、乃至全球受人尊敬的政治家。 」
但安倍將在令人沮喪的情況下離職。原本2020年是他的勝利之年：日本本應於今年夏天舉辦奧運會，他也想在優雅的情況下離開首相大位。但天不從人願，武漢肺炎讓奧運會延辦、也使經濟陷入困境。與第一季相比，日本第二季的GDP下降了創紀錄的7.8%。以通膨調整後的價格來看，第二季的經濟產出比安倍2012年首次擔任首相時還低。正如安倍本人在聲明中指出的，他還留下了許多重要目標未實現：修改日本憲法的和平條款( 他一生的目標 、解決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俄國的長期領土爭端、帶回了被北韓綁架的日本人等事情。安倍的批評者會補充說，他在結構改革，特別是數位化、提高婦女在企業及政府內部的努力是不夠的的。而且他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輕描淡寫，也損害了與韓國的關係。
繼任者的近期任務將是控制武漢肺炎的影響，而這比未來將承受的長期挑戰更為直接。長期挑戰包括鉅額的公共債務、人口萎縮、野心勃勃的中國、不好預測的美國盟友關係。安倍最重要的執政遺產。可能可以使得這些問題的解決簡單一些，也就是決策權集中在首相辦公室。從歷史上看，長任期的日本首相之前，都是一連串不受歡迎的短命政府。在2012年安倍上台前，日本經歷了長達六年的短命政府(包括安倍的第一任)。而日本不太能再度承受這樣的政局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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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un 4th 2020
湯藤(假名)過去一直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結婚。他是一位31歲的飯店從業人員，家鄉在日本南部的熊本。但他現在發現自己困坐在家，且獨自一人。他決定加速結婚計畫，在線上配對軟體上註冊，並盡快找到真愛。
湯藤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自從大流行爆發後，越來越多日本單身族在找尋另一半。婚姻介紹所SUNMARIE說，4月的詢問數跟去年同期比，多了30%。除了SUNMARIE以外，競爭對手O-net則試著適應時代，從4月起(日本政府從那時開始限制國內大部分地區的聚會活動)推出了線上約會服務。另一間公司LMO則推出得來速服務，單身族可從車內自我介紹，地點則在婚宴式場的空曠停車場。
日生基礎研究所(NLI Research Institute)的天野馨南子解釋，單身者待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會讓他們愈感寂寞 — 也讓婚配產業興盛起來。隨著武漢肺炎的新聞佔據版面，孤寂者也會對未來感到越來越焦慮：他們希望能有一個一起面對未知的伴侶。成蹊大學的小林盾教授說，「那些想著可能某天會結婚的人了解到，現在是時候了。」
這標誌著長期趨勢的逆轉。數十年來結婚率持續下降；70年代初期，每年有超過一百萬對伴侶結婚，但去年只剩下583,000對。這不單單只因為日本二十代、三十代的人口驟降(多數人最有可能結婚的年紀)。70年代時，只有2%的男性、3%的女性在五十歲前從未有婚姻經驗。2015年時，這個數字已經分別變成23%及14%了。
2011年發生嚴重震災、海嘯跟核災後，日本整體對結婚的興趣也提高了。婚配所的會員數激增，原本穩定下滑的結婚對數，在2012年終止了，那年比前年多了七千對夫妻。O-net的地震、肺炎的本質跟規模可能不同，但兩者對不婚情況的影響仍是可以比較的。O-net的長岡正光說，「人們卡在家中，有很多時間想想自己的未來。」
熊本的湯藤，已經在考慮與兩個月前在網路上認識的43歲東京人見面。但湧向神社的浪潮可能會很短；在2012年的亮點後，隔年結婚數量又少了8,300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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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y 9th 2020
公元57年，中國漢光武帝賜給了倭國(當時日本稱號)一個帶有蛇形纏繞的金印。這樣的印章，到現在仍在日本的正式文書、契約簽名處上可見。在武漢肺炎大流行期間，許多日本上班族必須違抗社交距離的指示，千里迢迢地返回辦公室，將墨水蓋到紙上。印章就是日本難以將其過時職場文化現代化的最好縮影。
日本雖然享有高科技的名聲，但其實對於類比時代有著頑固的堅持。當武漢肺炎大流行開始時，只有40%的日本企業有用過電子合約，只有30%的企業能啟動遠距工作。傳真機仍無處不在；許多縣的醫生仍用傳真告知公衛官員武漢肺炎的檢測結果。
這場大流行也暴露了日本企業過於仰賴面對面的溝通方式。與客人或商業夥伴直接開會是不可或缺的行為；日本式的集體決策模式，靠著是一群人聚在房間做決定。上半族花很多時間在辦公室，表示他們對公司及同僚的奉獻 — 然後深夜時用日本酒催化的狂歡來建立友誼。
在日本，「外壓(外部壓力)」通常促進大改變。1853年，美國黑船的到來，終結了日本超過兩百年的鎖國。2010年日中在爭議島礁的海上碰撞，促成軍隊改造。佳能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宮家邦彥說，這場大流行則是日本企業的外壓。
一些企業正在做出回應。三井食品的萩原伸一社長說，武漢肺炎對營收來說是逆風，但對文化來說，是順風。他指示下屬固定用Zoom舉行會議；許多企業也轉向使用電子合約。虛擬飲酒會(Zoom飲み)也盛極一時；東洋經濟的專欄作家本田雅一說，「不需要擔心搭不上終電」。
目前，這樣的改變停滯不前，且不是每個行業都能落實。日本大型企業能更快速地改變工作型態；他們本來就有電腦系統，手上也有現金，有辦法彌補失去的營收、投資軟硬體等。但中小企業「就沒這樣的餘裕了」，萩原伸一社長如此說。
且這樣的進化可能無法持久。一旦禁令鬆綁，管理者可能會希望看到下屬回到辦公桌前；雖說也許不需要帶印章。4月27日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盡快審視這樣的習慣。甚至安倍內閣的IT大臣(他本身就是保護印章文化「印章議連」的會長)也承認，印鑑文化是無法落實遠距辦公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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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16th 2020
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在3月18日時，指著一個趨緩的曲線宣布，由於北海道已控制武漢肺炎疫情，可以取消為期三周的緊急狀態了。他說，「我們直到現在都在努力防疫，但希望可以進入下一個新階段」。不到一個月之後，鈴木知事警告說，北海道面臨第二波感染風險。他在於4月12日時，第二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諸如北海道的疫情反轉，困擾著世界各地的政府。倫敦國王學院教授澀谷健司說：「即使你有辦法控制境內爆發的傳播，一旦解除封城狀態，病毒很可能又會捲土重來。」
當首波病毒侵襲日本時，北海道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儘管北海道僅佔日本人口的4%，但2月底時，北海道佔全日本206例確診的三分之一。鈴木知事於2月28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要求居民限制外出，並關閉學校。當地人基本遵守。超過一個月後的3月17日，北海道迎來首次無新確診的日子。學校重新開放，餐廳又再度變得繁忙。北海道大學的佐々田博教說：「許多人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民眾已放下警戒。」
但新確診案例的數字再度增加；4月7日時為198個案例，到4月15日時變成296個案例。雖然以絕對值來說，這個數字還算低，但確診案例上升一事，已夠讓當地政府不安。第一波的感染與2月假期的中國遊客有關，相較容易追蹤傳播路線。但第二波的感染，似乎是從東京或海外歸來的北海道居民造成的，因此途徑更加分散。澀谷教授認為，拼拼湊湊的限制，加上區間交通運輸仍持續，讓防疫工作的效果被破壞了。
民調顯示，95%北海道居民支持鈴木知事2月宣布的緊急狀態，他的支持度在4月初達到88%。但在此同時，日本中央政府做了同樣的事，卻得不到民眾支持。北海道新一次的緊急狀態，將在5月6日到期，與安倍首相在4月初時宣布的六都府縣(譯按：應為七都府縣)相同。但一位北海道官員說，「這樣可能太過樂觀了」，鈴木知事應該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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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4th 2020 edition
僅在幾個星期之前，2020東京奧運可能會因為武漢肺炎大流行而延期的想法，在日本的政壇菁英及國營NHK口中，還是不能談的禁忌。而任何暗示武漢肺炎沒控制好的說法，也一樣是禁忌。但隨著安倍總理在3月24日承認，奧運可能無法按照原定計畫舉辦後，就如同水壩炸開一樣，越來越多對武漢肺炎散播的警示出現，尤其是政治議論中心的東京。對一般日本人來說，轉折點是3月29日。那天廣受喜愛的喜劇演員志村健因為感染武漢肺炎而身亡。
這樣的警示是妥當的。日本的衛生習慣、室內脫鞋、常傳遞洗手訊息，以及安倍在2月要求學校暫時關閉的舉措，當時看起來似乎能抑制病毒。跟歐美比起來，日本的紀錄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首例於1月出現後，僅有2,419個確診病例及66例死亡。但在短短幾天內，東京都內的感染數急速上升。上周一整周只有四十幾例，但光在4月1日那天就有66例。
日本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追踪感染源並進行撲滅。但隨著新病例數量的增加，以及無法確認的傳播途徑，日本人現在擔心自己可能也會照著歐美的發展軌跡走。外界指控日本政府為了展現良好的奧運形象而隱瞞新案例，這看起來不太可能；但專注在舉辦奧運上，在防疫上的確造成分心。這星期，日本政府還在為了更嚴格措施而導致的商業損失感到沮喪，但安倍也認為群體隔離已經失效。週六的記者會上，他承認如果新案件激增，「我們的策略...會馬上崩潰」。但他並沒有給出B計畫。
B計畫的重責大任，落在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身上。她直率、有力地警告說，世上最大都會可能即將封城。她直接了當的作風，讓首相相形失色。她為了阻斷感染途徑，甚至關閉了東京的紅燈區，這是自1945年美軍轟炸後的第一次。然而她的說服力也是有限的，她呼籲周末是東京人要待在家，但這個要求並沒有太多人當成一回事 — 直到周日的一場大雪才有所幫助。
還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政府的導引太過模糊。日本政府要求「自肅」，隱含著「如果不遵守，是件很丟臉的事」的意味。而日本政府也說，群眾應該要避開人多、通風不好或近距離談話的地方。但對於擁有這些條件的通勤電車，日本政府卻沒多說甚麼。職場優於所有事，因此也僅有六分之一的企業員工在家工作。日本多數的柏青哥店仍高朋滿座。「社會隔離」並不存在，連外來語中都沒這個字彙。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的公衛學者村上博美說，現在就進行東京跟首都圈的全面封鎖也許是必要的。安倍最後總算任命了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為新冠病毒對策大臣。其他人希望安倍能更進一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新修正的法律讓他有權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而日本舊意識形態的隱憂在對抗武漢肺炎時顯露無遺。保守派的盟友認為，相較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日本首相在對抗大流行時較無武器可用。日本戰時軍國主義的惡名，導致國家力量薄弱，安倍首相只能勸誡卻無法命令。即使修法後的緊急命令，也是將權力下放到府道縣 — 而且也許只能要求公民遵守那些繁雜的指示，而無執行機制。
自由派則擔心，安倍政府多年來持續騷擾媒體界，並利用權責以憲法限制之名施加於媒體，安倍可能會利用緊急狀態之時擴大其權力。從日本薄弱的公民社會加上自民黨想修憲這兩點來看，這永遠會是個風險。安倍可能還沒釋放心中的小獨裁者，但令人驚訝的是，起碼今年到目前為止，安倍表現出來的反而是領導能力不足，而非壓迫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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