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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1843 Magazine May 1st 2025 

1980年代時，楊碧川常在台灣首都台北舉辦地下歷史講座。他是一位年輕的知識份子，富有魅力且無所畏懼。當年一頭亂髮、才三十多歲的他，已因觸怒台灣執政的威權政府坐過七年牢。楊碧川求知若渴，成為自學的歷史學家，他自稱是「台灣的托洛斯基」。

當時，沒有人在教台灣人了解自己的歷史。這座鬱鬱蔥蔥的亞熱帶島嶼，距離中國沿岸僅130公里，由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統治。在國民黨控制的學校與大學裡，台灣史只被當成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的註腳。台灣的大學生們，在課程結束後邀請楊碧川到教室來，為他們補上這段失落的歷史。

「台灣性」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島上居民有些來自原住民族群，但多數人是十六世紀從福建移民過來的漢人後代。台灣曾被多個帝國殖民過，包含荷蘭、西班牙、清國、日本。楊碧川談論的是，台灣人在一次次外來統治中所形成的獨特台灣認同感 ─ 這是一種在承受與抵抗中鍛造出的身份意識。每次講座都有數十名學生聚集聆聽。即便這些學生不知道歷史的所有細節，但他們很清楚台灣在外來勢力面前很脆弱。二戰期間，盟軍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交給當時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不久後蔣介石在中國失利，流亡台灣。蔣介石無視台灣人的感受，決定把台灣變成國民黨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並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統治。楊碧川的講座，成了反抗運動中微小的一部分。

晚上九點半，當大學職員關掉教室燈光時，楊碧川和學生們便轉往居酒屋續攤，聽他講述坐牢的故事。戒嚴時期約有十四萬人被送進監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位於台灣東南外海的「再教育」與勞改營 ─ 綠島監獄。1970年，楊碧川被送往綠島，他在那裡的七年中有三年是單獨監禁。後來，他常用黑色幽默來談論這段經歷。他曾說，蔣介石很體貼，特地安排許多優秀的老師跟他一起坐牢，讓他「進修」。他還常笑說，自己出獄後特地去脫衣舞俱樂部，好讓一路跟蹤他的國安人員也能有些「福利」。

198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狂奔的時代。美國在1979年正式承認中國共產政權後，國民黨已不可能奪回大陸，只能在華盛頓的默許下保住台灣。那時，台灣有一股以「黨外」為主的民主運動，黨外人士想利用嶄新的地緣政治局勢。雖然許多人在牢裡，但沒被關的人更強烈地發聲。政府顧及自身的國際形象，不再像過去一樣在街頭逮捕他們。

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被監視。台灣人稱戒嚴時期為「白色恐怖」，當時監控體系依然存在。學生們常跟楊碧川說，政府情治人員打電話問他們，楊碧川在居酒屋時都說些什麼。楊總是一笑置之。他說，那些情治人員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做嗎，怎麼整天跟蹤一群醉漢?

在參加他讀書會的學生當中，藝術系的黃國書個性活潑、點子多，常是最後離開居酒屋的人。楊碧川當時非常喜歡他。畢業後，黃國書搬到台灣第二大城台中，與一位書商異議份子同住。這位書商介紹他認識反對運動的重要人物。當1990年代台灣終於實行自由選舉時，黃被提名為候選人。楊帶著驕傲的心情，看著昔日學生成為民進黨的重要政治人物。

2019年的某一天，楊碧川接到一位政府官員的電話。對方告訴他，他們最近取得了舊政權的大量監控檔案，其中包含了楊碧川當年活動時的紀錄。對方問他是否有興趣看一看?

楊碧川來到一棟辦公大樓，辦公桌上放著兩大疊泛黃的檔案，每疊都貼滿便利貼，高約一公尺。裡面有著工整的手寫筆記，記錄著楊碧川每天見了誰、打了哪些電話、跟誰喝酒、談了什麼話題；還有他住宅的手繪地圖，以及屋內房間與書架的照片。有一條紀錄寫著，情治人員甚至在他家附近買下一間房子，以便更密切監視。他們還聲稱，連楊碧川孩子的保母都被吸收，成了線民。

多數線民都用代號稱呼，但細節充足，楊碧川很快就能猜出他們是誰。一開始，他並不感到憤怒。他想，威權體制本來就殘暴，官員們懂得如何用恐嚇逼人就範。他識破的許多告密者，其實都早就跟他道過歉。但有一個人，楊碧川之前從未察覺，而這個人看起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居酒屋。當他讀到這段紀錄時，驚恐地發現，這名線民是藝術系學生。那除了黃國書沒有別人。

楊碧川年歲已大，也經歷過殘酷歲月，已很少有事情能讓他感到震驚。但這件事讓他感到刺痛。他說：「就像一把刀捅進背後。」

離開台灣，白色恐怖其實鮮為人知。導致白色恐怖發生的事件始於1947年2月27日；當時警方毆打一名在街上無照販賣香菸的台灣婦女。當圍觀民眾聚集時，警方對人群開槍，打死了一人。隔天，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國民黨軍隊隨後展開系統性的公開處決，將可能的異議分子押到台北河邊，由行刑隊槍殺。也有人在半夜被從家中帶走。沒有人確切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估計至少有18,000人。

大屠殺發生兩年後，蔣介石開始實施戒嚴。首先禁止的事情之一，就是討論這場大屠殺。國民黨還禁止使用當地語言(當時大多數台灣人說日語或中國南方方言，而非北京話），並試圖將台灣人塑造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期望有一天能幫助國民黨反攻大陸。

為了讓民眾服從，警方與情治單位在全台建立了間諜網，招募平民百姓監視學生、教會成員、作家、律師與民主運動人士。竊聽非常普遍 — 有些異議人士甚至發現，他們的家用電話，在情治人員上班時間以外竟然無法使用。像楊碧川這樣的政治犯則被送往綠島，在那裡酷刑是家常便飯。

今日台灣兩千四百萬人生活在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政體中。選舉造勢熱鬧非凡，談話性節目主持人與計程車司機隨時都能暢所欲言、批評政府(而且他們的確幾乎一整天都這麼做）。一種國族認同已建立起來 — 如今只有3%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社會對於如何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仍然分裂；共產黨堅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威脅不放棄武力。

一方面，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生長在一個獨立國家(除了名字以外)，對許多人來說，被隔壁這個龐大的專制政權併吞的前景令人恐懼。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年長一輩，仍覺得自己與大陸有著連結；許多台灣人也害怕衝突。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中的大半時間都在對抗中國共產黨，如今卻主張加深與共產黨的關係，以避免戰爭。

在台灣，白色恐怖本身仍是個模糊的課題，對於該如何談論這段歷史，社會上也沒有共識。部分原因是，台灣在1990年代的民主轉型是漸進式的 — 是演變，而非革命。台灣沒有出現像東德那樣衝進檔案館搶救資料的場面。當時最主要的情治單位「警備總部」雖然被解散，但其他各情治機構則照常運作。1995年，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為二二八事件道歉，並向國民黨迫害的受害者提供補償，但並沒有對那個時代的真相進行全面揭露。

結果就是形成一種類似失憶的狀態。國民黨依然存在，但如今只是政治競爭制度中的一個政黨。蔣介石的銅像仍矗立在台北市中心。綠島上設有一座博物館，紀念當年的恐怖歷史。但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對綠島的第一印象，是個超級適合浮潛的度假勝地。（楊碧川說，「這就是台灣人最糟糕的習慣」「事情一旦過去，他們就不想再談。他們會說：『都過去了，別再提了。』」）

2016年，民進黨首次同時掌握了行政權和立法權。政府官員決定要試圖揭開白色恐怖的面紗，並通過一項法案，解密政治犯檔案，同時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負責分析相關資料。

希望公開這些檔案的人，有各式各樣的動機。檯面上的理由十分高尚：一個沒有面對過自身暴力歷史的社會，也許註定會重蹈覆轍。但實際上，推動這項法案的人，心中可能也存有政治算計 — 促轉會成立後沒幾個月，就有成員被錄音，討論調查結果可能可以阻止某位國民黨候選人參選。

對其他人而言，開放檔案最重要的，是能強化台灣對抗中國的力量。民調顯示，年輕人比起中國威脅，更關心經濟議題，也不再那麼堅定支持台灣獨立。一些主張公開檔案的人希望，揭開獨裁統治的真相，能喚起年輕人對此事漠不關心的態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黃長玲說：「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能理解威權體制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帶來的傷害。」

然而，當促轉會終於開始調查這些檔案時，內容卻充滿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驚人發現。有些揭露的事實令人如此不安，導致那些曾經積極主張要了解檔案內容的人，最後反而後悔於自己的好奇心。促轉會研究員蘇慶軒說：「當你不知道檔案裡有什麼時，你覺得他們一定是在掩蓋什麼。但一旦知道了，又會後悔知道了。」

楊碧川將他對黃國書的發現，告訴了一位朋友，最終傳到了記者耳中。當這則新聞在2021年曝光時，大多數台灣人不太知道檔案中寫了甚麼。他們震驚地得知，台灣民主奮鬥路上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竟曾與施暴者合作。

這一消息在民進黨內引發了激烈的自我反省。曾收留黃國書在台中落腳的利錦祥至今仍感到錯愕。「他在我家住了那麼久，連我太太都從沒懷疑過」，利錦祥告訴我。利錦祥轉述，民進黨內高層經過調查，發現黃國書「位階很高，受過專業訓練」，並不是什麼基層線民。

黃國書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坦然面對過去，承擔政治責任〉的道歉聲明，回應外界傳聞。他表示，當年情治人員逼迫他合作，他們承諾只要配合，就會保護他和其他夥伴的安全。「當時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黃國書在貼文中寫道。他承諾在立委任期結束後(2024年1月)退出政壇 — 而他也確實履行了這個承諾。（黃國書並不希望接受本文採訪。）

然而，他沉穩的回應，某種程度上反而讓困惑加深了。民進黨內許多人傾向原諒他。曾任民進黨國防部長、並聘黃國書擔任秘書的蔡明憲表示，黃已經私下向他道歉，理應得到同情。「在極權環境下，每個人都不得不以某種方式配合，他們要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保護朋友，」蔡說。「他也是受害者。」

其他人仍感到憤怒。民進黨政治人物蘇治芬說：「我們為那個時代付出了代價，但他卻享受了民主的果實，成為了立法委員。我覺得我們已經對他太好了。」

蘇治芬在白色恐怖時期承受了比大多數人更多的痛苦。1961年，當她才八歲時，父母就在某個夜晚失蹤了。父親蘇東啟因為黨外人士的身分遭到逮捕；母親則因未檢舉丈夫而被帶走。夫妻倆被送往台北郊區的一座軍事監獄，那裡的政治犯，會被單獨監禁在黑暗中進行「自我反省」，有時甚至會遭到處決。

飽受驚嚇的小女孩被送去與親戚同住。親戚們沒有告訴她父母去哪了，也沒說發生了什麼事，但她隱約覺得自己好像應該感到羞恥。她在幾年後才得以跟母親團聚；直到二十二歲時，她才再度見到父親。蘇治芬長大成人後才明白，父親並不是什麼普通的罪犯或「壞人」。小時候，沒有人敢向她解釋什麼是政治犯。

蘇治芬認為，國家應該要讓像她們這樣的家庭看到，當年的合作者被追究責任，她們才會釋懷。她想到紐倫堡對納粹幫兇的公開審判，不免心生羨慕。她一想到黃國書只需道歉，就不必面對更多後果，就讓她覺得備受侮辱。「如果檔案沒有被解密，他不就會繼續若無其事地走下去嗎」，她說。

國民黨祕密警察的監控檔案被存放在台北郊區一棟防震、控溫的大樓裡。研究人員利用這個空間來保存他們從情報機構手中想方設法取得、一黨專政時期有關人權侵害的所有紀錄。這些檔案統稱為「政治檔案」。

如果把目前整理出來的政治檔案疊起來，高度將近是台北101的六倍。幾乎每一頁的法庭紀錄及情治機構的內部通信，都可能包含至少對一個家庭有意義的內容。有些檔案甚至夾帶著令人心碎的照片 ─ 政治犯在即將被處決前還露出笑容。

作為政治檔案的一部分，監控檔案目前正在數位化。在檔案館大樓內，我看著技術人員戴著防護口罩與手套，小心翼翼地在脆弱的紙頁上，使用小刷子與小鑷子，拆除生鏽的釘書針，並將撕裂的文件一片片黏回去。這項工作非常耗時。

目前公諸於世的監控檔案僅是其中極小一部分。部分原因是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漫長。當初並沒有一個集中的部門來保存這些檔案 — 研究人員必須主動聯絡每個曾執行監控任務的政府機構，請求他們檢視目錄。這些機構的紀錄，通常是雜亂無章的紙本，存放在布滿灰塵、蟑螂橫行的倉庫裡。即使許多機構依法有義務交出檔案，但仍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移交。目前為止，研究人員已取回了三萬份監控檔案，但仍不清楚究竟還有多少檔案尚未被發現。

當促轉會終於取得這些檔案後，他們很快便意識到，工作並不是僅僅是將檔案公開。首先，這些檔案對一般大眾意義不大，因為有大量資訊都被刪去。情治機關除了將線民的名字用代碼呈現，還屏蔽了情治人員的姓名。

檔案內容往往還帶有猥褻色彩。情治人員對異議人士的性癖好、婚外情和不為人知的惡習做了大量記錄。有一份檔案甚至提到要利用「女性的心理弱點」來「打擊激進分子」，換句話說，就是告訴妻子們丈夫有外遇。促轉會的蘇慶軒解釋說：「他們的想法是：『我們不希望這些男人上街帶頭對抗政府，我們要讓他們待在家裡跟老婆吵架。』」

更棘手的是，這些八卦往往未必屬實。情治人員似乎會根據需要捏造內容。有一名情治人員甚至向促轉會坦承，他曾經為了應付工作，假裝某人是線民。

最後，促轉會決定邀請少數曾遭到嚴密監控的人士如楊碧川，親自來查看自己的檔案。促轉會也允許一般民眾申請調閱，儘管這項服務鮮為人知。

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是收到邀請的人之一。范雲在1980年代末期投身學生民主運動，也曾參加過楊碧川的校園演講。她得知自己曾被嚴密監控時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她直到1987年解嚴後才真正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出於好奇，也帶著一點不安，她前去查看自己的檔案，想知道當時的政權究竟掌握了哪些資訊。

她發現了超過一千頁的筆記，詳細記錄了她長達九年間的對話、興趣和人際關係。情治人員甚至連她的成績也在追蹤。他們把她描繪成一個意志堅定的激進份子，並揣測她為何如此固執(是不是因為是么女而被寵壞?）。

范雲對這種自以為的心理分析感到啼笑皆非。但讀完那些筆記後，她連續好幾晚失眠。當年有七、八位同學向政府告密，而她大多無法辨認他們是誰。她說：「我一直在想，他們是誰?他們現在在哪裡?」這些人如果仍在政壇，現在應正處於權力高峰的五、六十歲。

「政治人物可能並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或「政治人物可能別有居心」的說法，在台灣特別有效。中國間諜投入了大量資源滲透台灣社會。去年，就有六十四名台灣人因替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而被起訴。近期一波對疑似間諜的打擊行動中，至少有五名民進黨員遭到調查，他們涉嫌向中國提供情報。

閱讀監控檔案後，范雲開始懷疑，如今還有誰值得信任。她說：「如果這些人過去為了一己之私，願意背叛朋友和信念，那他們今天也可能會出賣我們給中國。」

當黃國書拒絕我的採訪要求時，他解釋說，他是不想讓人覺得是在為自己辯護。但楊碧川檔案中，另一位被列為線民的人，則同意與我見面。

翁佳音是央研究院的歷史學者。他在楊碧川的檔案中以代號「同仁」出現。

我們在他位於台北郊區的小公寓裡見面。屋內擺滿了書籍與他研究時收集來的各種物品：舊地圖、荷蘭船隻的素描，以及一尊毛澤東的小金屬雕像。

翁佳音從小就被教導要以身為台灣人為傲 — 而這也讓他惹上麻煩。唸書時，他因在課堂上說台語而受罰。老師在他脖子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我要說國語，不說方言。」老師還說，如果他願意告發另一個同學，就可以幫他取下牌子，但他拒絕了。因為那會讓他成為「抓耙仔」。他解釋說：「被說成抓耙仔，是一種奇恥大辱。」

後來他進入台大就讀。當時楊碧川在台大講他的地下史學，他們也常在同一家書店碰到，兩人都在找日本走私的禁書，於是成了朋友。

但翁佳音最終被情治人員吸收。根據檔案，他曾五次向當局提供楊碧川的情報，每次都能換取到報酬。檔案中的一份報告寫說，翁佳音因對楊碧川說話過於輕率、喝酒過多，不利於繼續監視楊碧川。「我們已要求台北部門指導翁佳音，協助他維持與嫌疑人楊碧川的關係。」另一份紀錄則指出，翁佳音似乎陷入財務困境，建議與他增加接觸。

翁佳音是在2021年得知自己檔案的，當時促轉會的成員前來詢問。他感覺對方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再抓到一個間諜。過程更像是一場審問，而非討論。他們問他，是否曾協助情治人員在楊碧川的家中安裝竊聽器，還有，他是否對拿了他們的錢感到內疚。「你不是楊碧川的朋友嗎」，他們說。

翁佳音感到非常沮喪。他當時已65歲，準備退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中照顧行動不便的妻子。他不想跟黃國書一樣被外界批評。他告訴對方，他並沒有出賣朋友，他們不該只憑檔案就下定論。

翁佳音的說法是這樣的：1981年，有個陌生人主動接觸他，自稱對翁佳音的一位女同學有好感，想問翁佳音如何接近她。這名男子約他在圖書館附近見面。這地點本身就帶著不祥氣息 — 就在不久前，民主運動人士、數學教授陳文成，在遭到台灣情治人員長時間審訊後，被發現陳屍在那裡。

那名陌生人很快向翁佳音表明了自己是情治人員。他告訴翁佳音，政府已經掌握了一堆他的資料，但如果他願意提供有關楊碧川的情報，就能幫自己一把。翁佳音感到驚訝且不安，開始隨身攜帶牙刷和牙膏，以免被突如其來地拘留。

不久後，第二位情治人員也開始拜訪翁佳音。每當翁佳音和楊碧川喝完酒回家，那名情治人員便會到他家，詢問當晚的情況。翁佳音不確定對方究竟是在調查自己，還是楊碧川。無論如何，他都試著保持合作的樣子回答問題。他也將這件事告訴楊碧川。翁佳音說，他從未收過錢 — 他懷疑原本要給他的錢被情治人員自己吞掉了。

儘管檔案裡記載著付錢的紀錄，楊碧川選擇相信翁佳音的說法。兩人至今仍是朋友。去年春天我見到他們一起時，他們用台語開著玩笑。翁佳音依然叫楊碧川「老大」(翁佳音比楊碧川小將近十歲)。楊碧川經常打斷翁佳音的話，怪他又離題了（「不要講東講西！」），翁佳音則笑笑，繼續說下去。

我問楊碧川，檔案是否會影響了他對翁佳音的看法。他看著翁佳音說：「如果連他我都不能信任的話，我還能信誰?」

有些人認為，這些檔案的問題，不在於透露了太多資訊，而是還有太多資訊被隱藏起來。民進黨籍的前國防部長蔡明憲認為，如果不公開情治人員的名字，也不將檔案開放給全民，那這項工作就毫無意義。「這是在還原歷史的真相」。

去年台灣選出了新總統賴清德，他呼籲要解密更多政治檔案。但國安單位仍然堅持情治人員的名字必須保密。台灣民眾最想了解的幾樁案件，相關檔案仍被列為機密，包括陳文成案。

在此同時，民進黨失去了在立法院的過半席次。促轉會已經解散，任務分配給其他政府機關。解密仍在進行中，但看來已失去了動能。國安單位不希望更多資訊透明化，尤其當結果似乎會加劇台灣內部的緊張情勢時。

各黨都有更重要的事要處理，可能也擔心檔案中會有未爆彈。而一般大眾對於了解這些檔案內容的興趣，卻出乎意料地低。父母曾是政治犯的蘇治芬，就認為民進黨已錯失為白色恐怖究責的最佳機會。「總是有其他事情看起來更重要」。

已經公開的監控檔案，實際上變得更難以查閱。幾年前，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查看。但在2023年時進行修法，以保護檔案中被提及人士的隱私。目前，只有被監控的當事人(如果當事人已過世，則為其後代)才能申請查閱，或允許他人查閱。這些檔案將在七十年後完全公開。但到那時，檔案中所有被提及的人，可能都已經過世了。

當年保管許多監控檔案的調查局，拒絕了我的採訪要求，也不願幫我聯繫那位曾撰寫翁佳音紀錄的情治人員。國安局也拒絕對政治檔案發表任何評論。

對「台灣托洛斯基」楊碧川來說，解密計畫執行地很糟糕。「如果我們二十年前就開始做，或許還有意義」，他說。如今，這不過是在摧毀曾被威權體制迫害過的老百姓間的相互信任，而那些真正的壞人 — 情治機關的高層與國民黨領導人 — 卻全都逍遙法外。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時，外界都預期楊碧川會加入民進黨從政，但他反體制的信念，以及與生俱來的懷疑精神過於強烈。那天我與他坐在他最愛的居酒屋裡，他在那裡就像名人般，路人紛紛靠過來與他喝上一杯台灣啤酒。他一邊啜飲著啤酒，一邊批評台灣的政治現狀：「當我們有一堆亂七八糟、沒路用的候選人時，民主、選舉有甚麼用?。我都投廢票。」

他告訴我，黃國書曾透過中間人試圖聯繫他，尋求原諒，但他拒絕了。「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也不想再談這件事」。

我問他是否後悔看了自己的檔案，他聳聳肩，覺得沒有必要去糾結那些事。但當我問他覺得這些檔案該如何處理時，他很堅決地說：「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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