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kj24

Economist Sep 11th 2021
美國及其盟國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後，阿富汗小學的女孩入學率從0%上升到80%以上；新生兒死亡率下降一半；強迫婚配被認定為非法。阿富汗的許多學校都很糟糕，也有許多家庭無視法律。沒有甚麼人會懷疑，「阿富汗的女性跟女孩在過去二十年中權益有著巨大的進步」，或「現在這些進步正處於危險之中」這兩件事。
根據國務院的說法，美國透過外交政策「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將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和一個中等大小的國家餽贈給一群暴力的厭女主義者，是一種奇怪的表現方式。當然，外交政策涉及各種困難的權衡。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十年前希拉蕊說「對女性的壓迫……對我們世界的共同安全造成威脅」時，她說的有道理。壓迫女性的社會，更有可能變得暴力及不穩定。
有幾個可能的理由。許多地方，女孩被選擇性地流產，或被嚴重忽略。這讓性別比例失衡，也意味著數百萬名年輕男性註定單身。沮喪的年輕人更有可能犯下暴力罪行，或加入反叛團體。博科聖地和伊斯蘭國的招募者深知這點，將「妻子」作為戰利品許諾給那些年輕人。一夫多妻制也造成了單身青年男性過剩。上層男子擁有多個妻子，就孕育了下層的獨身男子。
所有的衝突，都有復雜的原因。但喀什米爾是印度性別比例最不平衡的地區之一，而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位於華頓)的脆弱國家指數中，前二十名都實行一夫多妻制，這可能並非巧合。幾內亞在9月5日發生政變，該國15至49歲的已婚婦女中，有42%是一夫多妻制。中國警察國家的體制，限制著過剩的男丁，但鄰國有時會懷疑，中國的野心是否有日會變成尋求發洩的出口。。
在富裕的民主國家之外，男性親屬群體，仍然是許多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些團體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自衛：堂表兄弟會聯合起來抵禦外來者。但在今日，這些團體主要變成麻煩製造者。針鋒相對的氏族仇恨在中東和薩赫勒一帶(Sahel，北非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蘇丹地間的超長地帶)血流成河。部族為了控制國家而競爭，通常非常暴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瓜分親屬的工作，並進行掠奪。這些國家變得腐敗、失能、更疏遠公民，並支持聖戰分子，因為他們承諾會更公平地統治。
奠基在男性親屬關係上的社會，往往會壓迫女性。父親為女兒選擇婚配對象，通常有聘禮 — 新郎的家人，有時會向新娘的家人支付巨額款項。這讓父親有動機讓女兒早點結婚。這可不是一個小問題。嫁妝或聘禮的習慣，可見於全球一半的國家。全球有五分之一的年輕女性，在十八歲前結婚；有二十分之一是在十五歲之前。童養媳更有可能輟學、更不能反抗丈夫的虐待，也不太可能撫養健康的孩子，並讓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
德州農工大學與楊百翰的研究者，編撰了一份現代化之前，各國對女性的態度指數；包含性別歧視的家庭法律、不平等的財產權、女童早婚、父系婚姻、一夫多妻制、聘金、重男輕女、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以及縱容這種行為的法律(比如說，強姦犯是否可以透過結婚來逃避刑罰?)。事實證明，這個指數與一個國家的暴力、不穩定度有高度相關。
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各種教訓。除了平常使用的分析工具外，政策制定者應該要透過性別稜鏡來學習地緣政治。如果上述的性別歧視指數在二十年前就存在，就可能得以警告決策者，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重建將有多艱難。而在今日，這樣的指數讓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甚至是印度的穩定，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和平談判應該把女性包括在內。1992年至2019年間，僅有13%的談判代表、6%的協議簽署人為女性。但當女性一同上談判桌時，和平往往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更願意妥協；也或者因為一間沒有女性的談判室，意味著裡面只有持槍的男性互相陷害，缺乏非戰鬥人員的資訊。賴比瑞亞這點做對了，結束了一場可怕的內戰；而阿富汗的新統治者則沒有。
更廣泛地說，當各國政府說他們想要解放一半的人類時，應該要認真做。自疫情以來，許多家庭陷入貧窮，使得上學的女童被迫輟學、去工作或結婚。儘管在偏遠鄉村很難，但還是必須禁止童婚及割禮的行為。不要承認一夫多妻制、讓繼承權平等，教導男孩不要毆打女性。導入公共退休金，這可以破壞與男方父母同住的傳統，因為通常老人沒有其他的經濟支援手段。
其中大多是國家政府的任務，但外來者也有一些影響力。自從西方捐助者開始注意女童教育以來，已使得更多的女童進入學校(小學入學率從1970年的64%上升到現在接近90%的水準)。自2000年以來，反童婚的倡議者已經讓五十多個國家提高了最低婚配年齡。男孩必須從當地的老師學習非暴力觀念，但還是要透過全球慈善機構跟智庫的網絡，學習如何設計此類課程。即使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等捐助者在阿富汗的努力將成為泡影，它們在促進女性財產權上還是做得不錯。
激進觀念
The radical notion
外交政策不應該天真。各國都有切身利益，也必須震懾敵人。地緣政治不應單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出去，就跟我們不應單從經濟或禁核擴散的角度看出去一樣。但不考慮全球半數人口利益的政策制定者，也很難希望他們了解這個世界。
原文

Economist Jan 22nd 2021
字典對種族滅絕(genocide)的定義很簡單。正如「殺人(homicide)」是指殺了一個人，而「弒父(patricide)」是殺了你的父親，「種族滅絕」指的是殺了一群人，比如說某種族或是宗教群體。最容易躍入腦海的例子是納粹大屠殺，或者是1994年發生在盧安達的圖西族大屠殺事件。
因此，當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在任內最後一天以種族滅絕來形容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多數為穆斯林)做的事情時，許多人感到困惑。蓬佩奧的繼任者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也同意，但對許多人來說，這是錯誤的用字。當然，中國殘酷對待維吾爾人；中國政府關押了也許上百萬人在所謂在教育營裡。在教育營裡，若維吾爾人表現出對阿拉的敬意高於習近平，會遭到毆打。但沒有人認為中國正在新疆進行大規模屠殺。
這個困惑來自於聯合國公約對種族滅絕的定義，該公約始自二戰後，以非比尋常的廣泛性去敘述這個字，與多數人對這個字眼的認知並不完全相同。公約說，不只殺人算在裡面；若目標是「摧毀(部分或全部)一個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群體」，那「試圖絕育」也算在內，另外若目標如前述，「嚴重身體和精神傷害」也算，或是把兒童強行轉至其他族裔內。蓬佩奧引用維吾爾女性遭到絕育的報告，來解釋他的用詞。一位中國官員說蓬佩奧是「跳樑小丑」。
種族滅絕的定義如此之廣，會製造出一些問題。如果一個人閱讀公約的字面意義 — 也是一個人應該閱讀法律的方式 — 那許多政府將坐實這樣的指控。多數國家的官員，有時都會對該國少數民族造成「嚴重身體和精神傷害」。他們要傷害多少人才算「部分」摧毀那個族群呢?一百萬人?一百人?十人?如果太多罪行都被形容是「種族滅絕」，這個詞彙就會開始喪失它造成震驚、羞恥的獨特力量。公約起草時的政治妥協，已削弱了部分力量。大規模的階級並布算在內 — 不然史達林就不會簽署了。實際上，各國政府長久以來都不願以字面解釋來看這條公約。舉例來說，美國國務院之前就將「種族滅絕」這個字眼，留給了符合字典敘述的罪行，比如說90年代波士尼亞對穆斯林的大屠殺，或是伊斯蘭國聖戰士對伊拉克亞茲迪人(Yazidis)的屠殺。
一些人權團體認為，稱新疆的罪行為「種族滅絕」可激起有用的憤怒，讓世界團結起來反對中國。其他人則反駁，如果字典已經說這樣的用法是錯的，還這樣指控，只會降低指控者的信譽 — 反而加強了中國政府的立場，也就是西方國家對新疆的謊言，只是為了汙衊中國這個力量逐漸上升的強權。其他國家是否呼應美國說法還需要觀察。有些人可能傾向使用「反人道罪」來形容對維吾爾人的壓迫行為。這樣的指控有一個優點，就是看起來完全為真 — 對中國來講也更難反駁。
原文
譯按：這篇應該跟如何談論新疆的那篇一起看，我個人覺得這篇寫得比較清楚，比較能夠理解經濟學人的講法 (但不代表完全認同)。

Economist May 31st 2018
他們正看著你。你走路上班時，閉路攝影機拍著你，現在更可以認出你的臉。開車出城時，車牌辨識攝影機也記錄著你的旅程。你口袋裡的智慧型手機，持續留下數位足跡。私底下在家裡上網，你的動作被記錄跟分析。分析出來的結果，可以建造出一個你每分鐘的生活紀錄。
在一個類似中國的獨裁政府控制下，數位監控把一個原本是惡劣的警察國家，變成一個令人恐懼、無所不知的警察國家。尤其是在西部的新疆，中國利用人工智慧及大規模監控，來建造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並全面控制數百萬名維吾爾人(土耳其裔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警察及情報單位也用同樣的監控工具來解決、減少犯罪及預防恐怖主義。這樣的結果很有成效，但也很令人擔心。
在自由與壓迫中間，有一個制度存在著。這個制度可以尋求公民的同意、保持對政府的檢查與平衡。當需要監控時，有規範來限制那些收集、使用資訊的人。但資訊如此充足，又如此容易取得，這樣的保護系統正被侵蝕。隱私規範設計之初，是用在室內電話、郵件及檔案櫃上的，在這個智慧型手機、電子郵件及雲端運算的年代，亟需馬上加強。
我有許多眼
I spy with my many eyes
1989年東德垮台時，人們對於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所能取得的資訊、以及為了取得這些資訊所佈的綿密網絡感到詫異。自那時起，數位革命得以用前所未有的規模收集和分析數據，讓監控的形式完全轉變。智慧型手機、網頁瀏覽器及感測器提供了大量的資訊，讓政府能收集或竊取；數據中心則可以無限地儲存這些資訊。人工智慧則讓政府能從資訊大海中撈針，並進行組合。科技曾看起來是自由之友，讓獨裁政權中的異議人士能更容易地進行溝通、組織。但現在看起來更像歐威爾式，讓專制者比史塔西更能窺視人民。
新疆是惡夢式的極端情況，而新科技則讓這個情境成真：一個種族歧視的警察國家。中國統治者擔心反叛及分離主義，用數位科技加強了極權主義控制 — 包含大規模逮捕維吾爾人來再教育。新疆的部分地區，每一到兩百公尺就有一台閉路攝影機。這些攝影機記錄了所有開車司機的臉及車牌。維吾爾人的手機，必須裝上政府發放的監視軟體。他們的身分證上的資料，不只姓名、性別跟職業，還有親戚的細節、指紋、血型、DNA資料、拘捕紀錄跟「可靠程度」。這一切都整合到人工智慧系統「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 (IJOP)」上，來生成拘捕的嫌疑名單。
即使橫跨中國大多數地區，新疆的極權主義可能也很難複製。壓制易辨別的少數民族，比確保對全體人民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更容易。但中國式的監控元素，一定也會啟發其他極權政府 — 從俄國到盧安達到土耳其 — 中國會很樂意賣出那些必要的硬體。自由國家有義務揭露、懲罰這種壓迫性硬體的出口，然而他們的勸說工具極為有限。
西方國家也必須回頭看看自己。現在的日子中，警察能接觸的個人資訊量可媲美史塔西。官員可以設置假的基地台，來追蹤人民的行蹤與聯繫。從車牌取得的資料，可以追蹤一個人數年的行動。有一些美國城市擁有類似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預警程式，能從過去的犯罪行為中預測未來的可能。擁有這些，可以監視可能的攻擊者，但被濫用的可能性非常高。已知有數百位美國警察用這些機密資料來挖掘記者、前女友及他人見不得人的資料。
注意警探
Watching the detectives
要怎麼在自由跟安全中取得平衡?首先，數位世界跟真實世界一樣，應有空間讓守法的人享有隱私。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不希望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被搜身，或是家園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被搜查。同樣地，一支在某個人口袋裡面的手機，受到的待遇應該跟他家的檔案櫃一樣。就像檔案櫃可以上鎖，加密的行為也不該被縮減。而公民資料保存時間的上限、以及誰能接觸這些資料、以及若遭濫用該怎麼懲罰，是優先順序的第二位。2006年時，歐盟頒布的一項指令，要求手機廠商保留客人資料兩年。此項法律在2014年時，遭到歐盟法院判定無效。濫用警方資料，應以刑事犯罪處理，而不是集體道歉就能平息的「錯誤」。
第三個優先事項，是監控人工智慧的使用。預警系統並不是完美的，比較能找到竊盜案的模式，但比如說要找到謀殺案的模式，就沒那麼行。臉部辨識可能會產生許多「誤報」的結果。人工智慧是用偏差數據((biased data)形成的，很可能會複製這些偏差 — 比如說，逮捕模式顯示黑人數量不成比例地高。一些判刑的演算法，可能會判斷黑人被告為比白人被告有更高的再犯率。這樣的演算法必須公開、受到監督，而不是以貿易秘密之名保護著。
警覺性及透明性必須成為箴言。這兩件事也許可以提高科技的效果：警察例行佩戴攝影機，似乎可以減少了大眾投訴。諮詢也很重要；最近加州提出一項法案，要求警方要揭露他們所有的監控設備，公布取得的數據及其用途，在採買更多設備前必須要加入公眾意見。如果這會造成進程減緩，那就這樣吧。警察正確地看守民眾、保護民眾安全。民眾則也必須看著警察，來保持自身自由。
原文

Economist May 21st 2018
幾年來，代表團在北京羅馬間飛來飛去，希望能確立中國主教的指派方法。最近的謠言顯示，雙方已經非常接近結論。但梵蒂岡與ˋ共產黨之間的異見根源為何?解決這個分歧對雙方又有甚麼好處?
中國的天主教徒若要舉行敬拜，會受到密切觀察，且必須要在註冊的教堂中舉辦，而這些教堂是由黨指派的神父所主持。儘管虔誠的天主教徒對於由無神論政黨來指派神父一事感到不悅，但梵蒂岡對這件事相當務實。多年來，小心翼翼的外交關係，確保多數中國認可的教會，其主持的主教，是共產黨與梵蒂岡都能接受的人物。但還是有一些中國政府支持的主教，是梵蒂岡無法容忍的。也有許多主教，是梵蒂岡指派但未經過共產黨同意的。也許有一半中國天主教徒參加由這些「地下教會」神父所舉辦的聚會。參加群眾冒著被逮捕，以及其他被迫害的風險。
談判的優先順序，是要建立一個機制，確保未來主教的指派，需要同時經過教宗以及中國政府的同意。在此同時，要將這種機制正式化，讓各中國教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分歧逐漸縮小。最近謠傳，一項協議可能會讓中國既存的教會重組。1月時，據報教宗曾警告兩個地下教區的主教，若與中國達成協議，他們會被要求讓位給官方認可的神職人員。那兩位神職人員曾被羅馬開除，但共產黨要求梵蒂岡原諒兩人。事實上，這意味著把教徒趕進國家認可的教會系統中。
共產黨會很歡迎地下教會減少的行動，它痛恨自己無法掌控的社會活動。共產黨也許也相信，達成派任主教的正式協議，將是邁向說服梵諦岡把大使館從台灣搬往北京的一大步。在此同時，梵諦岡可能覺得，與中國政府達成更好的協議，有助舒緩中國信眾不必要的苦難，也讓教會獲得更大的傳福音自由。外界相信，近年來中國的天主教徒數量趨於平緩，甚至減少；而基督教徒激增。但這也有很大的風險；即使協議達成，一些地下教徒也可能選擇加入(教派)分裂教會，而不願意和共產黨指派的神職人員合作。且教宗方濟各也因為與專制政權達成協議，必然會面臨批評。
原文

Economist Apr 16th 2018
每年全世界有超過十一億兩萬次的捐血行為，但血永遠不夠。符合捐血資格的人當中，有90%不會去捐血。且因為血液的保存期限很短，醫院跟病人非常仰賴有固定捐血習慣的人。但即使有這樣的需求，某些族群並不被允許捐血。醫院顯然並不希望血液中可能含有危險的疾病，比如說HIV或肝炎病毒。靜脈吸毒者跟性工作者通常不被允許捐血，但某些限制更具爭議性。與男性有過性性為的男性，被完全禁止捐血。奧地利、丹麥跟希臘都這樣規定。在其他地方，男性在捐血前的三個月到五年，則不能有過同性間的性行為。為何男同性戀或雙性戀男子仍被拒絕捐血?
這樣的政策，來自80年代的愛滋病流行。在那時，檢測血液中是否含有病毒的技術並不可靠。光在美國，因為受汙染的血液而造成的愛滋感染，就超過兩萬例。作為預防措施，各國政府禁止高風險族群捐血。這包括了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而他們的女性性伴侶也是。無論是僅擁有單一伴侶的男性、有採取保護措施，或已數年未與男性發生關係的人都無法例外。但一開始原本是緊急措施的這個動作，很快就變成根深蒂固的準則了。
雖然與一般人相比，男同性戀的確擁有較高風險，會帶有或傳染經由血液傳染的病毒，但現在並沒有科學依據可禁止捐血行為。LGBT團體認為，這樣的規範既恐同又帶有歧視性。由於嶄新的科技能在輸血前，對捐贈的血液進行嚴格測試，因此血液感染的風險非常低。最新一代的技術，能在感染愛滋病毒一個月內就檢測出來。此外，進行高風險性行為的異性戀者，並不會面臨同樣嚴格的審查。全面禁止的意思是，所有男同性戀以及雙性戀男子，都擁有跟靜脈吸毒者一樣高的風險。這樣的禁令也並不是非常有效率。在英國，即使有這樣的限制，也有將近11%與同性發生過性行為的男性說他們有捐血。
現在，則有許多國家捨棄無差別禁令。許多國家選擇採用暫時性推遲的方法。美國的禁令直到2015年才解除；現在規定，捐血的一年前不得有男性性行為。英國在2011年放棄此禁令，去年則把原本一年不得有男性性行為的規定，下降到三個月。英國政府健康部門的專家發現，這樣的空窗期夠長了，足夠檢驗出病毒。台灣則在5月後，將讓過去五年沒有男性性行為的人捐血。其他國家，比如說墨西哥、西班牙、南非，則沒有對性傾向的少數族群做特殊限制。這樣的措施讓許多LGBT團體讚賞，他們遊說說，風險評估應該針對個人，而非某個族群。2014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項研究預估，取消對男同性戀的捐血禁令，將可讓美國的捐血供給量增加2到4%。由於紅血球、血漿跟血小板可以分開使用，這可能代表可以拯救數百萬條生命。
原文

Economist Jun 22nd 2017
讓我們為台灣喝采。上週台灣最高法院裁定，僅允許一男一女結婚的法律無效。台灣最高法院認為，性傾向「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 駁斥了「同性戀是一種可治癒疾病」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在亞洲廣為流傳。台灣最高法院的結論是，反對同性別伴侶結婚，違反了憲法對平等權的規範。最高法院給國會兩年的時間修法，如果兩年內修法沒有完成，同性伴侶則能直接登記結婚。
祁家威是這個釋憲案最熱切的支持者，這也是一場非常漫長的奮鬥。當他1975年對家人出櫃時，還是位青少年。當他在1986年公開對外宣布同性戀身份時，台灣那時候還在戒嚴；他被捕入獄。荷蘭是第一個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台灣則在十九年後成為亞洲第一個。哪裡會是第二個呢?
顯然絕對不是阿富汗。在阿富汗，男性間的性行為會被判死刑。印尼本身並沒有反雞姦的法律，但這無助於亞齊省被捕的兩位年輕男性。亞齊省與印尼政府在2001年時，在中止境內叛亂的協議中，將採取伊斯蘭律法作為條件之一。兩位年輕人被公開鞭打，人們圍觀嘲笑，並用手機拍下畫面。一名亞齊省教士議會的成員告訴群眾說，這些手段是周延、具有教育意義的，「並不違反人權」。
亞洲同性戀者的遭遇，令人混淆地分歧。有三個主要因素會造成影響；第一個是司法管轄下的公民自由程度，以蓬勃的民主政體及強大的公民社會形式存在。第二個則是社會的開放程度 — 意即，這個社會對性別弱勢族群的接受程度有多高?最後則是宗教寬容的程度：宗教組織有多積極地反對偏離性規範?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阿富汗對同性戀來說，是個多麼醜陋的地方。公民社會仍然很脆弱，在塔利班控制的地方，甚至連公民社會都不存在。社會很大部分的運作，還是按照著傳統規範在走。而阿富汗教士更是非常保守。相對地，泰國社會較為包容，但軍頭們掏空了政治，扼殺了公民社會。
台灣在兩方面來說非常強。台灣的公民社會是亞洲最有活力的，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也在近年來快速增加。2001年時，約有五分之三的台灣人反對同性婚姻。今天的民調則顯示，有一半的人支持，有四分之一的人沒有強烈意見。但即使在台灣，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也面臨阻力。基督教團體威脅要罷免支持同性婚姻的立法委員；而台灣總統蔡英文雖然在競選時倡導同性戀權益，但上任後在這議題上的表現卻很怯弱。
另一個也有成熟公民社會的後威權國家，則有著更強大的基督教保守主義：南韓。在那裡，國家安全被用在合理化某些不自由的舉措。民法保障同性戀不受歧視，但在軍隊中(南韓是徵兵制)，男同性戀行為被認為是「互姦」，且最高可能會被判兩年徒刑。上個月，一名上尉在法庭上聽到被判六個月徒刑後，崩潰送醫。人權團體指控南韓軍方在獵巫 — 今年就有超過三十人被調查。南韓二十歲世代的人中，約有四分之三認為同性戀是人權，許多人反對軍方的行動。但南韓的年長者還是很保守。南韓新總統文在寅，雖然在其他方面很進步，但他在總統辯論中說，他「反對」同性戀。
有些人認為新加坡也許會是第二個國家。新加坡的「粉紅點(Pink Dot)」活動在舉辦的九年內，參與者人數從兩千五百人增加到約三萬人。粉紅點活動策劃者之一的律師Paerin Choa說，新加坡的同志帶了親友，且許多參與活動的人，並不屬於同性戀組織；這是人數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新加坡企業也越來越敞開心胸；在新加坡政府下令外國公司不得贊助政治性遊行後，有一百二十間本地公司代替過去的外商捐獻。但同性間的性行為，在377A法條的規範下仍屬違法。同性戀行為在法條中被認為是「嚴重違反善良風俗」，夾在「與屍體性交」跟「與活體動物性交」的法條間。此外，保守勢力反對重新審視法條。反對同性戀的基督教徒、穆斯林在臉書上一同發起「我們反對新加坡粉紅點運動」的活動 — 兩者的結合可是非常難得。
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也因為保守的社會，無法在這方面得分；有一個印度民族主義的政黨執政，又有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反同性戀法律(幾乎與新加坡的反同法一樣)。中國稍好些；1997年時，中國把「流氓罪」除罪化，那是同性性行為的委婉用語。但電視台被禁止播放「不正常」的關係。5月底時，擁有五百萬用戶、中國最大的女同交友app，突然被關閉了。
特別許可區
Special permissive region
香港如何呢?同性性行為在1991年除罪化，而同性伴侶僅有在家暴法中獲得承認。反歧視法僅對政府雇員有效，一些跨國企業則有自己的規則。但香港在上述的三方面都表現地相當不錯。同性戀在年輕族群中不再是禁忌；公民社會很活躍。且雖然有許多議員都是基督徒，但他們多數都屬民主派。2014年雨傘運動的重要人物、希望香港能普選的年輕人黃之鋒就是個好例子。他的父親就是他反對的對象之一，是位主要的反同運動者。
原文

Economist May 3 2017
過去幾十年中，某件非常驚人的事情發生了。世界上極度貧窮(按照現在的定義，是以購買力平價來看，一天消費少於1.9美金)的人口及比例暴跌。這當然非常受歡迎；每天靠不到1.9美金生活的人的確非常貧窮 — 事實上，即使按照世界上最貧窮國的標準來看，這樣也很窮。令人遺憾的是，不可能一直持續讓貧窮程度急遽下降。極度貧窮在未來幾年間的下降幅度，也許不會跟過去幾十年來一樣快。這是為什麼?
追蹤貧窮程度的世界銀行估計，在1981年時約有十九億人處於極度貧窮。在那年，世界人口中約有42%被算入貧窮。相較之下，到了2013年，僅有七億六千七百萬人被計入貧窮。由於世界人口在這段時間內成長的速度非常快，貧窮人口的比例下降地更快，比11%還低一些。這令人開心的趨勢，最大的理由在於中國。1981年時，幾乎是不可置信的程度，約有88%的中國人(其中的96%是農村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而2013年時，僅有2%的中國人極度貧窮。
這不可能持續。如果中國還沒消除貧窮，也馬上就會著手。類似印尼跟越南的國家也會如此做；這些國家在消除貧窮上，做的跟中國一樣好。這讓貧窮聚集在南亞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尤其是後者。2013年時，首次出現一個情況，世界上超過一半的貧窮人口為非洲人。在這些地區，貧困更難根除。孟加拉、印度等南亞國家，有著穩健的經濟成長，但疲軟的福利制度。而儘管非洲人口成長地如此快速，他們甚至連穩健的經濟成長都不可得。更甚者，貧窮的非洲人，通常一天所仰賴的生活費遠低於1.9美金。很難幫助那些極度貧窮的人脫離貧窮線。即使是衣索比亞、盧安達等經濟成長相當不錯的國家，在平均所得全面提升的情況下，大量貧窮人口的情況仍會維持許久。
這種改變最明顯、但最不重要的結果是，全世界可能會失去目標。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一條是希望在2030年前將全球的貧窮人口數降至3%。這可能不會發生。更重要的是，可能會讓許多人失去信心。過去這麼多年來，對抗貧窮大作戰的表現一直不錯，貧窮人口降低的比例驟降，可能會讓人震驚。但起碼深植的貧窮已被抑制住了。這不再是全球性的禍害，只是南亞跟非洲的了。而這是個慶祝的理由。
原文

Economist Feb 15th 2017
年輕人總是年長者更充滿理想主義，更自由派一些。60年代時，嬰兒潮世代帶領了讓西方價值觀自由化的社會革命。當時非主流的觀念比如說女性、弱勢種族平等權，現在已是多數富裕國家社會規範的價值觀。即使在還沒有成為社會規範的地方，年輕人也支持這樣的價值觀。但一項新的調查顯示，有一個領域，年輕人的觀點沒那麼進步：言論自由。
調查是由研究機構Populus代表瓦爾基基金會(Varkey Foundation，教育慈善機構)所作。總的來說，調查顯示，年輕人對過去被邊緣化族群的權利，有著廣泛的支持。在做調查的十八個國家中，大多數18至21歲的人同意性別平等，並認可跨性別族群的權利。美國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該給予跨性別族群應有的權利。印度年輕人也有類似的支持度，印度在2014年立法，承認「第三性」的權利。
有些事，即便法律並無規定給予平等待遇，年輕人也傾向於支持。十五個國家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年輕人希望擁有安全、合法的墮胎權利。即便目前有些國家認定非法，如韓國。同樣地，大多數國家的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包括印度。在印度，同性戀是一種犯罪行為。
但是，有一種權利，年輕人比較不積極廣施於人：說出「你想要的」權利。被問到「是否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有權利說出非暴力的語彙，即使這些語彙會冒犯到少數族群」時，整體來說，僅有不到一半的人同意。舉例來說，英國僅有46%，而德國僅有48%。
言論自由並不是絕對的，比如說若有人在擁擠的戲院大喊「失火了」，這人很快就會被揪出。同時，最近的民調數字也顯示，現在的年輕人，傾向擁有不被冒犯的權利，而這可能會威脅到必要辯論的發生。年輕人是否會開始致力於贏得論點，而不是防止辯論發生，時間會證明一切。
原文

Economist Jun 4th 2016
某種程度上，現在是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你可用智慧手機，在數秒內從世界的另一端撥給任何一間報社。每天都有超過數十億則的推特、臉書PO文、部落格文章發表。任何可以上網的人，都可以是文章發表人；任何可以上維基百科的人，都得以進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美國國會不得制定國教、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人民集會、請願自由的法律)支配的數位天堂。
但調查報告卻指出，要說話是越來越危險了 — 且他們是對的。如我們的報告顯示，言論自由的限制措施越來越嚴密。沒有思想的競爭，世界將變得更膽怯和無知。
言論自由，以三種方法受到攻擊。首先，政府的壓制越來越多。幾個國家重新導入冷戰的管控方法，或是導入新的管控方法。在蘇聯垮台後，俄國享有言論自由吃到飽。在普丁統治之下，槍口再度縮緊。所有的主要電視新聞機構，現在都是國營，要不然就是普友友們控制著。問不對問題的記者，現在不會被送到勞改營了，不過已經有一些人被謀殺了。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對社群媒體的審查更趨嚴格，逮捕了數百名異議份子，並用更多馬克思主義，來取代大學中的自由辯論。在中東，阿拉伯之春中推翻了暴君，讓人民在幾個世代中，首次享有言論自由。這份言論自由在突尼西亞有延續下去，不過敘利亞、利比亞的記者處境，比阿拉伯之春前更危險；而埃及被一個板著臉說：「除了我，不要聽任何人話」的傢伙統治著。
言語、棍子跟石頭
Words, sticks and stones
第二，利用暗殺來進行審查的非國家角色，數目令人擔心。進行犯罪、貪污調查的墨西哥記者，常常遭到暗殺，且暗殺前常常遭到虐待。聖戰士則屠殺那些他們認為污辱了他們信仰的人。作家、藝術家說了任何可能被認為不尊敬伊斯蘭教的話時，他們便有風險。孟加拉的世俗部落客在街上被砍殺；法國漫畫家則在辦公室中被槍殺。聖戰士比任何人都傷害伊斯蘭教更深；不僅僅因為聖戰士讓外界很難對「如何組織他們的社會」一事，進行真誠的討論。
第三，「人群和團體都有不被冒犯的權利」之想法已廣為流傳。這聽起來可能無害，畢竟禮貌是種美德。但果我有不被冒犯的權利，那意味著某個人必須監督你對我說了甚麼，或是你對我所珍視的事情說了甚麼，比說我的族裔、宗教，甚至政治觀。既然冒犯是種主觀行為，監督的權力將會既廣闊又武斷。
然而，許多歐美學生卻相信，某個人應該去執行這種事。有些人退至認同政治的絕對主義中，認為男人沒有權利談論女性主義，白人沒資格談論奴隸制度。其他學生則阻擋了深思熟慮的知名演講者，比如說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等，不讓這些人在校園演說。(譯按：萊斯是被Rutgers Uni.取消、索馬利亞出生，荷蘭籍的阿里則因為發表過批評伊斯蘭教的談話，被Brandeis Uni.取消邀請。)
關心歧視的受害者是值得讚賞的。而學生的抗議活動，通常也都是言論自由的表現。但大學校園，理應是個學生去學習如何思考的地方。如果令人不舒服的想法就禁止接觸，那大學就無法成為這樣的所在。但抗議也很容易迷失在這樣的珍貴性中：拿加州大學的例子來說，他們認為說「美國是個充滿希望的地方」，是種族主義的「微侵略」，因為這可能暗示那些不成功的人，只能怪自己。
不方便的真實
The inconvenient truth
西方自由派的不寬容，也是完全未料想到的結果。即使暴君也知道，叫大嘴巴、但沒進行暴力行為的異議份子閉嘴，不太體面。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所以，獨裁者永遠在找聽起來冠冕堂皇的藉口，來踐踏言論自由。國家安全是其一。俄國部落客Vadim Tyumentsev批評烏克蘭政策後，最近以散播「極端主義」的罪名，被判刑五年。「仇恨言論」則是其二。中國以「煽動種族仇恨」的名義，把藏獨運動者關起來；沙烏地阿拉伯鞭笞褻瀆宗教者；印度人則可能用「宗教，種族......種姓或任何其他理由」不促進和諧的名義，被關三年。
西方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威脅，跟阿富汗的無神論者、中國的民主運動人士所面臨的威脅，非常不一樣。但當進步思想人士同意，冒犯的言論應被審查時，這助長了專制政權把本身的嚴厲限制合理化、狹隘的宗教團體把暴力行為合理化。當人權運動者反對那些專制政權所發生的事時，那些暴君可以指出，即使是法國、西班牙等民主國家，也把那些「褒揚」或「捍衛」恐怖主義的人入罪，且許多西方國家也把污辱宗教或煽動種族仇恨入罪。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是個享受玩弄西方國家心口不一的強人。在國內，他不會容忍他的人、信仰、政策遭到污辱。在國外，他也要求同樣的禮遇 — 他已在德國完成。3月時，一位德國的喜劇演員，朗誦了一首關於艾爾段的諷刺詩，說他「搞上山羊，並壓迫少數民族」(只有那個比較嚴重的指控是真的)。艾爾段引用了一條古老、早被忽略的德國法律，該條法律禁止污辱外國元首。令人訝異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讓檢察機關繼續進行。更令人訝異的是，有其他九個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還有十三個國家的法律，禁止污辱自己的元首。
民意調查顯示，在許多國家中，支持言論自由是不慍不火、有條件的。如果某些話令人感到不舒服，人們寧願政府或是其他有力機關，讓說話的人閉嘴。一些伊斯蘭國家所組成的團體，正在進行遊說，讓污辱宗成為國際法中的犯罪行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可取得成功。
所以值得闡明，為何自由表達的權力，是所有自由的基石。言論自由是抵抗壞政府最好的防禦。政治人物犯錯(所有的錯誤都是)，就應受到無拘無束的批評。那些傾聽的人，也許會做出回應；那些讓這些話消音的人，也許永遠不會不知道政策為何失效。如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從來沒有一個擁有自由媒體的民主國家，發生過飢荒。
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辯論讓好點子從壞點子中脫穎而出。如果舊的規則不能被質疑，科學就無法發展。禁忌是理解的敵人。當中國政府下令經濟學家提供樂觀的預測，已經確認他們的政策將無法靈通。當美國的社會科學機構只聘用左派教授，他們的研究就不那麼值得重視。
法律應認定，言論自由的權利應接近絕對，例外必須非常稀少。兒童色情應被禁止，因為這樣的產出過程會傷害兒童。國家應該要讓某些事保持秘密：言論自由不代表擁有公布核彈發射密碼的權利。但在多數那些活動者呼籲要執行禮貌運動(更糟的是，順從)的領域，都應被抵制。
有關褻瀆宗教的法律，是種時代錯誤。宗教應可公開辯論。反對仇恨言論的法律，是無用地主觀、又被廣泛濫用。禁止某個團體認為冒犯的詞彙或言論，不會促進社會和諧。相反地，這給了每個人受辱的動機 — 這樣的事實，會讓有族裔支持的機會主義政治人物，立即見縫插針。
煽動暴力應被禁止。但應已實例從嚴定義，比如說當發言者試圖唆使同意他發言的人去從事暴力行動，以及他的言語很可能會有立即效果時。對猶太教堂外的惡徒高喊「讓我們殺死猶太人吧」符合這個要件。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在臉書PO說「我希望所有猶太人都死掉」也許就不符合。說了一些冒犯某個團體的話，然後那個團體的成員接著引起一些騷亂，顯然就不算在內。他們應該用言語回應，或是無視那個汙辱他們的傻子。
在如盧安達和蒲隆地等動盪不斷的國家，煽動暴力的言語，跟在穩定民主國家會有所不同，但原則應該一樣。警方該處理的，是嚴重和急迫的威脅，而不是去逮捕每個有筆電或擴音器的頑靈人士。(唉，可惜盧安達和蒲隆地政府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克制。)
論網上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online
臉書、推特以及其他數位巨頭，應如私人機構一般，可自由決定，他們要允許自己的平台上刊有那些言論。同樣的邏輯，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私立大學也可以自由加諸言論規範於學生上。如果你不喜歡基督教學院有關發誓、色情、表達不信仰上帝的規定，你可以去別的學校。但任何的公立學校，以及任何希望幫助學生智識成長的學校，當應該讓校內學生接受各種挑戰性的想法。校園外的世界，常常會冒犯到學生；他們必須學習使用和平抗爭、言詞和理由來回擊。
對所有人來說，這些都是好規則。看到不認同的觀點時，永遠不要保持沉默。要用更多的言論，來回應令人反感的言論。不訴諸力量就贏得議論，並成長地更堅強。
原文

Economist Sep 12th 2015

歐洲無視敘利亞骯髒、血腥的內戰太久了，並把那些受苦的大眾隔離在外。突然間，兩股政治力量推開了歐洲大門。其一是道德良知，一張敘利亞男孩溺斃在土耳其海灘上的照片，讓歐洲遲來地覺醒。另一股力量，則是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政治勇氣。她告訴德國人民，不要害怕這些移民，並且對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表現出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