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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29th 2023
乍看之下，金馬獎、金雞獎似乎是非常相似的活動。兩者都是在11月舉辦的華麗典禮、都是為了表揚年度最佳的華語電影，也都頒發金色的動物獎座。
但仔細看，兩者間存在著巨大鴻溝。11月4日在廈門舉辦的金雞獎，參展電影主要是經過共產黨審核通過的中國大陸電影。這些電影多數是預算大片，強調特效、英雄跟民族主義。
金馬獎則於11月25日在台北舉行。入圍電影來自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台灣。其中許多電影是發人省思的藝術片，富含社會批判意味。入圍金馬獎的影片中，沒有任何一部申請代表中國國家批准的「龍標」，這代表著這些電影將永遠無法在中國大陸的電影院上映。
金馬獎、金雞獎反映了中國電影的分歧走向。中國共產黨希望將電影作為意識形態工具：共產黨加強了對電影工業的控制，要求劇本要「頌揚黨、祖國、人民」。電影必須要有「倫理、溫暖」，並呈現一個「可信、可愛且值得尊敬的中國形象」。
簡單來說，共產黨希望有更多像今年金雞獎最佳故事片得主《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的電影。這部奇幻史詩片，將中國古代帝王和神靈間戰鬥的故事搬上螢幕。國家電影團體表示，這是用電影促進習近平思想中「文化自信」的好例子，每位學生都被要求學習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哲學思想。
台灣的金馬獎跟附屬的活動，則把電影視為表達自由的工具。金馬獎始於1962年，被稱為華語電影界的奧斯卡。金馬獎已成為中國獨立電影製片人的避風港，這些人對迎合電影審查毫不感興趣。
金馬獎數十年來吸引了來自台灣海峽兩岸的影星。然而在2018年，傅榆導演在獲獎時，得獎感言是希望台灣能獲得正式的獨立地位。隔年中國電影監管機構便禁止了中國電影參賽。儘管禁令是在兩岸緊張關係加劇時頒布的，但中國官方並沒有特別給出明確的理由。中國政府一直積極說服電影人說，金雞獎才是更具威望的獎項。
這樣的努力並未成功。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聞天祥表示，今年金雞獎有179部電影參賽，而金馬獎有552部 ー 其中有210部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跟澳門。聞天祥說，金馬獎仍歡迎中國大陸的電影，只要演員、語言主要是中文即可。他表示：「想來、敢來的話，就來吧。我們會給予公平的機會。」
儘管中國共產黨不贊成，中國大陸的電影仍持續報名參加。為了避免在中國國內受罰，製作人通常將電影註冊為非中國籍。今年最佳影片頒給了《石門》，這部片的演員及大部分製作人員都來自中國，故事也發生在中國，但仍以日本電影的身分參展。
這部片的導演是來自中國的黃驥，以及來自日本的大塚龍治，兩人為夫妻檔。他們的目標是紀錄中國最弱勢的群體，尤其是農村婦女和兒童的經歷。《石門》是兩人《女性三部曲》的第三部，講述了姚紅貴在湖南省農村的童年、高中生活，最後搬到城市的故事。在《石門》中，她懷孕且迫切需要錢。
黃驥說，這部電影算是半自傳性質。她的父母扮演主角的父母；許多場景，是在他們現實生活中經營的診所中所拍攝的。這展現出黃驥與大塚龍治的智慧 — 也點出在中國進行獨立電影拍攝的後勤艱困之處。「所有想接近現實進行創作的人都會碰到各式各樣的困難」，「我們決定不讓這些難題困擾自己」，黃驥說。
在過去，沒有經過國家審查的電影，只能在中國的私人戲院或國際影展上映。但2016年時，一項新的規定通過，要求無論電影的播放地點、是線上或實體，都必須要經過國家核准才能上映。任何人若參與製作未經核准的電影，將被中國電影界除名。這讓獨立電影工作者更難找到演員、工作人員跟金源。
這樣的結果導致幾乎所有頂尖的中國演員、導演跟製作人，都選擇了最直接簡單的路。如果作品能在全中國上映，許多人準備好要自我審查，或是把自己的才華借給國家的宣傳機器。中國的電影市場比台灣大了超過二十倍。
今年金雞獎提名名單中，包括了梁朝偉、王一博都巨星。一些受到讚譽的電影包含《長空之王》，講述中國空軍的故事；《無名》是一部諜報片，講述日本佔領上海時中共特務的故事；《流浪地球2》是科幻片，講述中國太空人跟科學家的故事。
許多這樣的「主旋律電影(中國愛國電影的暱稱)」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壯觀場面；有些電影甚至真的有令人感動的時刻。這種類型的電影，在中國國內也越來越受歡迎。但中國導演張贊波認為，這是因為觀眾的選擇從一開始就被受限。他因為批評中國對金馬獎的禁令，無法再於中國拍攝電影。「如果你吃習慣用地溝油炸出來的垃圾食物，你就不知道真正的美食長甚麼樣子」，他說。
至少，金馬獎提供了更美味的食物。提名的片單包括《年少日記》，一部香港劇情片，講述學生自殺問題；《疫起》，訴說台灣SARS爆發時的故事；《五月雪》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團隊共同製作，講述1969年馬來西亞五一三事件的故事。這些電影大多數都不會在中國上映，它們的觀眾、利潤也可能很少。
但對許多人來說，金馬獎最重要的是維持創作自由的象徵。金馬獎剛開始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聞天祥表示，當時的電影也受到嚴格審查，並被命令要推動「健康的現實主義」以及愛國思想。直到80年代、90年代台灣進行民主化，電影敘事才不被箝制。
對於電影愛好者來說，這段歷史有啟發性。聞天祥說，政治「可能會因為認同把人分門別類，持續在人群中劃出界線，但電影可以突破」。「至於我們現在無法突破的事，我們會等待」。
原文

Economist Jun 22nd 2023
台灣總統選舉正倒數計時，兩大政黨的幕僚瘋狂地詆毀對方候選人，並竭力打造自身陣營的形象。他們找網紅、創造口號，並拍下與選民在街上相遇的感人時刻。今年4月，在Netflix上熱映的政治劇《人選之人 — 造浪者》之中，與台灣現實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劇中，通常是台灣政壇議題中心的中國問題並不存在。
這樣的概念，意味著劇中焦點將放在國內議題上，而不是國家認同或面臨入侵威脅等議題上。透過深入的研究、訪談，本劇專注於探討女性為了達成所謂重要目標而被要求做出的犧牲。劇中講述一個角色為了另一個角色挺身而出的正面故事 — 並且在現實生活中引發了一連串循環，激勵了台灣女性為自己站出來。
藉由虛構的選舉，討論棘手的政治跟道德問題。人們應該會了更遠大的目標而放棄多少事情? 虛偽與務實的妥協之間，界線又在哪裡? 所有的角色都在為了政治使命感及個人理想間拉扯。自由派的總統候選人反對死刑，但不敢公開說出來。一位年輕的幕僚，因為忙於製作黨部的宣傳影片錯過了抗議活動，被朋友們斥責說出賣原則。他說，能改變的是權力，而不是上街抗議。
最能激起台灣觀眾共鳴的，是要求兩位主角做出妥協的橋段。女同身份的翁文芳，是公正黨(自由派)大老的女兒，由謝盈萱細膩地詮釋。她在與父親保守派的友人爭吵中輸掉了上次的地方選舉，那位長輩污辱了她的女友。翁文芳的母親要求她道歉，說在政壇中要考慮「大局」並學會妥協。翁文芳拒絕了，她了解到，那些所謂更大的利益，通常只是為了掩飾不當行為的藉口。
當她發現競選團隊中年輕的張亞靜(王淨飾)被要求為了黨的形象「算了」的時候，她堅持要反擊。張亞靜逃離了與前任老闆(一位右派政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的婚外情關係，該位男性有一個裝滿裸照的隨身碟，用來騷擾、控制張亞靜和其他人。亞靜在新的工作環境中，被另一位男性黨工騷擾後，翁文芳鼓勵她投訴。當要究責性騷者的責任並不容易，公正黨表面上雖然進步，但內部結構僵化且男尊女卑。她們的女性總統候選人要求將風波蓋下來。
劇情多取自於現實生活，兩位編劇，簡莉穎與厭世姬，花了兩年時間訪問政治從業者。簡莉穎說，起初她們只是認為，台灣選舉文化可以成為電視劇中豐富的素材。性騷擾原本不在計畫當中，但在塑造角色的過程中，她們意識到，幾乎所有參與訪談的女性，無論是在政治圈或是別的領域，都有經歷過性騷擾。很難不在劇本中描繪出來。
這反映了台灣性別關係更廣泛的面向。表面上來看，相較其他東亞國家，台灣的性別平等程度更高；比如說台灣國會中女性的比例較高。但僵化的規範跟禁忌，阻礙了性騷擾的報告。監察委員紀惠容表示：「女孩們被教導地要非常有禮貌，不能發脾氣、不能抱怨。」因此，台灣女性受到性騷擾時，會說服自己「這沒甚麼大不了的」。2021年一項調查顯示，有82%在職場遭到性騷擾的女性並沒有提出投訴。保持沉默的人當中，將近一半「將性騷擾視為玩笑不予理會」。
順水推舟
Taken at the flood
《人選之人 — 造浪者》已協助打破沉默的禁忌。5月31日時，一位曾在民進黨工作的女性說，「我要成為自己的翁文芳」。在臉書的發文中，她描述了自己遭到性騷的情況，並被要求不要聲張。
隨後出現了一連串的#MeToo 證詞。在不到兩星期的時間內，有數十起性騷案件在網上揭露，牽涉到台灣所有主要政黨。這股指控潮還包括了知名學者、醫生、音樂家、作家、藝術家、外交官跟流亡的中國異議人士。
6月2日時，簡莉穎也揭露了自己的#MeToo 經驗。她在學生時期，崇拜一位中國詩人，當那位詩人拜訪台灣，要求與她見面時，她受寵若驚。她指控該位詩人對她性侵(當事者否認)。多年來，簡莉穎對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即使在寫《造浪者》的劇本時也是如此。那位詩人很有名，她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但在受《造浪者》啟發的舉報潮下 — 以及台灣社會對受害者的壓倒性支持 — 她也被鼓勵要講出自己的故事。
簡莉穎說，再過鉅，對那些在有崇高目的組織中(不管是藝術、政治，還是標榜自己對抗強權)遭受性騷的女性，要發聲是尤其困難的。「他們總是要求妳要考慮大局，然後吞下去。」如今，台灣真的進入選舉時分，同事面臨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但簡莉穎認為，處在高風險的環境中，不代表受害者就必須保持沉默 — 台灣女性不應再被當成坐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不是你沙發上的扶手。把你手從我的大腿上拿開。」
《造浪者》有趣且節奏明快，上映兩天就成為Netflix台灣最多觀看次數的節目；在前十名排行榜上持續了五個星期。這部劇引發了社會反思。台灣總統蔡英文對無法阻止黨內跟社會的性騷擾道歉。內閣承諾重新檢視性騷擾案件的法律架構，並在夏天於立法院提出修正案。編劇認為連續出現性騷指控並不意外，但沒想到是由這部劇所引發的。簡莉穎說「每個人都一直壓抑一直壓抑」，「直到不能再忍」。
原文

Economist Sep 6th 2018
語言中的性別偏見讓歐洲語言學家動了起來。一本去年出版的法國文法書，激起了一場針對古老文法規則中，陽性詞彙形式於陰性詞彙形式的辯論。類似的爭議，也出現在西班牙；西班牙政治人物提議修改憲法，以將女性勞工納入(而已是通用的陽性「勞工」一詞，則本來就被提及)。德國文法學家則考慮更新字典，將不含性別的字彙納入。但在中國，則比較聽不到這樣的辯論，但北京話 — 大約有70%的中國人使用這種語言 — 也有其性別偏見。某些時候，北京話跟其他語言的問題一樣：比如說老闆娘要特別強調，但老闆則不用。但跟歐洲語言不同的是，北京話不是把名詞分成陽性陰性，而是有另一個問題，且這個問題用聽的是聽不出來的：某些文字將負面形象加諸在女性身上。
中文字元由一些較小的符號組成，稱為部首，來自兩種形式。聲符告訴你這個字元如何發音；形符則告訴你這個字潛在的意義。比如說有「言」字旁在左的字彙，通常與說話有關：語、話、請、談、謝，諸如此類。中文字典通常以部首做檢索，所以同個部首的字彙會放在一起。同樣地，查詢「女」部則會出現媽、姐、姑等字。
但「女」部也有妒、嫌、奴、妖、姦等字。當然「女」部在某些較正面的語境中也會出現，比如說安、好。但即使這些字也有刻板印象；在「好」這個字中，女旁邊還有一個子。在「安」這個字中，女則在一個屋頂下。「女」，本身則來自女性雙手緊握彎腰的象形字。相反地，「男」這個字，則由「田」跟「力」所構成。中文文法中，尤其是語詞的排列，也可以說偏好男性。「父母」是這樣，「子女」也是。正如一位語言學家所說，最諷刺的是連「男女平等」也是男前女後。
進步是有可能的。2015年時，一群策展人以「姦」這個字作為展覽名稱，主題是針對女性的性暴力。一年後，一群女性文字圖像藝術家出版了一本造字書。其中一人把「女」跟「走」結合在一起，想傳達「女也可以主外」的想法。發明新字比廢棄既存的字簡單多了。中文字書寫是其國家驕傲的一部分，即使書寫上帶來困難仍持續保留。任何花上數小時學習中文字的人，也會學習到內建的性別偏見。
原文

Economist Feb 2nd 2017
歐洲和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顯示了選民在移民議題上的分歧。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如川普、英國獨立黨及德國新選項黨(AfD)宣稱，政府應優先考慮把外國人擋在國境外。但要知道是哪些因素，讓有些人是本國人、有些人是外國人，其實很棘手。部分原因是因為｢認同｣是基於價值觀、語言、歷史、文化和公民身份的混合體。
一份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新研究，試圖研究某個人是如何被認定為真正的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皮尤研究中心詢問受訪者各種特徵 — 語言、習俗、宗教、出生地 — 以及在他們的國家中，要被認為是該國人的話，這些特徵有多重要。
住在哪國，在回答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平均而言，在被調查的超過十五個國家中，能說該國的官方語言，看起來會是最重要的特質。荷蘭人最重視此特質，而加拿大人最不關心語言能力，僅有一半的人認為會說英文或法文(加拿大的兩種官方語言之一)很重要。其中一個理由也許是因為加拿大本身就被語言劃分；另一個理由，則可能是因為在受訪的幾個國家中，加拿大跟澳洲一樣，擁有最多海外出生的人口，超過總人口數的20%
而最近在處理移民事宜上的經驗，顯然也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不同的國家。匈牙利及希臘，屬於大批中東移民潮的過境國，就非常重視共同的習俗跟傳統，以及是否在本國出生(希臘人還特別重視是否身為基督徒)。但在德國，這個許多難民、移民最終的目的國，受訪者相較之下就沒那麼重視這幾個因素。這意味著「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也許還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至少說新選項黨要成為真正有力的競爭者，還有一段路要走。
原文

也該是時候了。識別度高的角色，是娛樂行業最夢寐以求的資源之一：好萊塢的超級英雄系列、主題公園、電動遊戲等，一個大眾所熟知的名字，是降低昂貴失敗風險的最好方法。這對手遊來說，更是如此。早期，還可以介紹一些新奇角色，比如說異常成功的「憤怒鳥」。但競爭變得非常激烈。在憤怒鳥發行的前一年(2008)，蘋果app store每個月新上線的遊戲約有兩百五十個。而現在，每天上線的新遊戲就有七百個。
今天，業界認為成功取決於熟悉程度。「Pokémon Go」原本只是個普通成功的遊戲，之前的名字叫做「虛擬入口(Ingress)」。創作者把虛擬入口與神奇寶貝(任天堂擁有部份所有權的可愛小怪獸)結合後，被下載到五億台裝置上。「超級明星:好萊塢(Stardom: Hollywood)」原本是個平凡的遊戲，在簽下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並把遊戲更名為「金・卡戴珊:好萊塢」後，馬上變熱門遊戲。
這樣的氛圍下，「Super Mario Run」的成功幾乎已是事實。但這會把瑪莉歐介紹給新一世代的玩家嗎，還是只是讓原本就很熟悉瑪莉歐的玩家開心?初期指標顯示，應該是後者。這個遊戲在12月15日發表，將瑪莉歐的本質 — 也就是跳躍 — 在小螢幕上令人愉快地呈現。但十塊美金，相較之下就太貴了(雖然說在遊戲進行中，並沒有任何其他的隱藏費用)。而且，目前也只能在iPhone玩到這個遊戲；這兩個決定就把碩大的新興市場排除在外了。
90年代時，任天堂雖然已開發國家外的知名度不高，但並不減損瑪莉歐的全球魅力。任天堂在香港、台灣生產的便宜主機，成為敲門磚，湧進窮困的國家，瑪莉歐跟著主機一起進入 — 通常可能是該城鎮唯一的遊戲。而現在，想用手機玩遊戲的人，就不會沒遊戲可玩；而對那些只用手機玩過遊戲的人來說，瑪莉歐也不是那麼必須。位在東京的遊戲產業顧問Serkan Toto說，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遊戲市場，但瑪莉歐在那實際上並沒有甚麼知名度。
「Super Mario Run」手機版遊戲應還會有後續；瑪莉歐的魅力不應被小看。但那是非常特別的分類。「超級瑪莉歐」一書作者Jeff Ryan說，「某種層面上，他非常具體：一位來自布魯克林的義大利裔水管工。」「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不太修水管或談論自己。他只是個頭像。」但這並不代表說，你可以用另一個頭向來代替。他非常獨特、與眾不同。但瑪莉歐本身，除了身為瑪莉歐以外，並沒有其他特質。
把凱蒂貓(一隻可愛、無嘴的貓型人偶，每年靠圖像就可賺進數十億美金)推廣到全世界的鳩山玲人，將瑪莉歐、凱蒂貓的成功比喻成稻米出口。把單一材料推銷給外國文化是比較容易的；他說，外國人可以自己添加香辛料來符合自己的味口。相對地，有具體設定的完整故事(比如說場景設定在日本學校的哆啦a夢)，就比較難銷售到國外。兩者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瑪莉歐修水管的功力，或是他自身的故事很重要，那很可能不會那麼成功。
但他的背景中，有一點很重要：有趣。安倍穿著瑪莉歐裝在里約亮相，不只是因為瑪莉歐能馬上被全世界認出來，也具體化了遊戲的樂趣。2008年與紐約時報的訪談中，不常露面的宮本茂解釋，那些喜歡瑪莉歐以及其他角色的人，並不是因為「角色本身，而是因為這個遊戲呈現的方式很有趣。因為人們很享受玩這個遊戲，他們也跟著愛上裡面的角色。」當「超級瑪莉」上市時，是個大人小孩都喜愛的遊戲。在瑪莉歐系列、外傳上那張充滿歡愉的臉，保證了更高品質的趣味。瑪莉歐的成功，是自我增強的。如果「Super Mario Run」在那些不太認得瑪莉歐，下載遊戲只因瑪莉歐是個流行文化象徵的玩家之中也紅了，那會是因為這的確是個很不錯的遊戲。
根據曾跟宮本茂共事的橋本徹說，任天堂的人物總是為遊戲服務，而不是遊戲服務這些人物：「看怎麼樣最適合。」「漆彈大作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主角是全新的人形生物跟烏賊。這個遊戲的製作人野上恒在一場公司會談中說，「我們不是要創造出一個新人物，而是打造一個有新結構的遊戲。」在確定要用烏賊前，「漆彈大作戰」的創造者曾想用過兔子、磚塊或是豆腐。但最終決定用烏賊，因為效果最好。
好遊戲是不夠的。雖然這個世界很奇怪，但還是很難想像遊客跟「瑪莉歐賽車」中的人物一樣，穿著跟豆腐衣，開著小型賽車在東京街頭穿梭。無論怎麼想喚起年幼時電動玩具的回憶，在觀看板球比賽時，穿著藍色工作吊帶褲、帶著假鬍子，看著印度隊擊敗英格蘭的中年男人，大概不會穿著烏賊裝。位於新宿夜生活區、以瑪莉歐為主題的酒吧Star Club(復古遊戲機咖啡廳8bit Cafe也在這附近)，如果不是主打這個趣味的小鬍子男，做到的生意(無論是外國粉絲還是本國內的阿宅)可能會少一些。瑪莉歐的「瑪莉歐性」是很重要的。
但在橋本徹那間居酒屋中，在那些真正的行家之間，儘管存在著對角色、對角色創作者的感情，遊戲才是真正的重點。
原文

我們走~吧!
Let’s-a go!
在同一年，任天堂在日本發表了紅白機(Famiom)。紅白機，讓玩家可以在家裡玩街機遊戲，獲得了大成功。1984年加入任天堂的橋本徹(現在在經營秘密居酒屋)說，當時需求實在太強，導致任天堂京都總部的工程師必須要到店裡幫忙銷售。1985年時，每五個日本家庭就有一台紅白機。
1985年時，任天堂推出了美國版的NES，售價中包含了「瑪莉兄弟」遊戲。新遊戲的主題，圍繞在瑪莉歐試圖從庫巴手中救出碧姬公主。場景的設定很熟悉，是從一個巨大的動物中拯救美女出來，但其他事情則不是。當多數遊戲還是在一個黑色空間進行時，「瑪莉兄弟」已經在藍天場景進行了。瑪莉歐吃了能使他變大，或變「超級」的蘑菇，通過綠色水管到達一個又一個地方。「超級瑪莉兄弟」有一整個可供探索的世界，有蘑菇怪、烏龜士兵跟食人花。遊戲中充滿著各種招數跟關卡，沒有人在之前看過類似的遊戲。
宮本茂稱之為「偉大的頂點」，將任天堂其他遊戲中最好的元素加入，製作出一款可以沉浸幾小時又不斷回訪的遊戲。孩子 — 跟他們的父母 — 花許多時間在宮本茂創造出的王國中。「超級瑪莉兄弟」賣了超過四千萬套，瑪莉歐的授權也一路向前；接著還產出超過兩百個遊戲、幾個電視節目跟一部超可怕的電影。1990年時，跟米老鼠相比，美國小孩對瑪莉歐更熟。
90年代跟二十世紀前十年，任天堂持續在電玩遊戲、家用電玩及掌上型電玩有不錯的獲利表現。在一開始，任天堂備受崇敬。1991年時，當時蘋果電腦的執行長被問到，哪間電腦公司是他最害怕的，他回答說：「任天堂」。
這兩間公司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類似。正如蘋果的作業系統只能在其設計、販賣的手機及電腦上使用，瑪莉歐家族也只能在任天堂的硬體上看到。這個策略，加上任天堂的目標，是家庭跟一般遊戲玩家的市場 — 而非競爭者所著重的重度遊戲玩家市場，那個市場較小 — 這讓任天堂取得巨大的成功，直到兩千年初期。但當蘋果持續創新，創造全新的商品範疇時，任天堂僅有一項大的創新產品；2006年的Wii，這讓坐在客廳的玩家離開沙發，並不只使用大拇指來玩遊戲。
第一代的Wii大賣。但很快地，蘋果的新產品線，把這間日本公司遠拋在後。iphone跟之後的追隨者，認定一般玩家會因為手機拋棄特定裝置。到了2012年 — iPhone推出了五年後，任天堂宣布虧損，這是公司上市以後的第一次，而這並不是巧合 — 而手機遊戲市場已經成長到一百三十三億美元的規模了，這個規模已經約莫是家用電玩跟掌上電玩市場的一半了。麥格里證券的Daivd Gibson預估，到了2018年，手遊市場可能到達專用遊戲機的一半規模。
任天堂在iPhone時代，只推出了一款主機 Wii U，但它失敗了。任天堂的確做了某些很讚的新遊戲，比如說「漆彈大作戰」；在2015年推出後，獲得重要且具有商業價值的成功。但因為主機賣得不好，很少新玩家接觸到這些遊戲。任天堂在2017年春季即將推出新硬體「Switch」，同時兼有家用遊戲機跟掌上型電玩的功能，可讓玩家把遊戲帶著走。但在東京地下鐵週遭看一下，就可以知道「Switch」解決的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車廂內的男男女女，盯著他們的手機，玩著Candy Crush或龍族拼圖。
所以任天堂正在改變策略。岩田聰在2002年從山內溥手上接下社長位置，在他的帶領下，任天堂避免投入手遊，因為手遊的品質低，隨收隨付制的付款模式也在剝削孩童。但2016年夏天，美國公司Niantic(由Google衍生出來)所發表的手遊「Pokémon Go」，取得令人驚訝的成功，也確認任天堂改變了之前較試探性的決定。在一場公關傑作中，任天堂把宮本茂派去參加蘋果的秋季記者會，發表「超級瑪莉歐」將成為iPhone新遊戲的消息。
這並不是任天堂在自家硬體以外，唯一可利用旗下知識財產價值的機會。環球影城將在日本的據點中，投資三億五千萬美金建立任天堂主題區。而任天堂再度考慮拍攝有關瑪莉歐的電影。
超級瑪莉如何變成全球文化符號 (下)

Economist Dec 24th 2016
這間居酒屋有名字，但不能公開。位置嚴格保密，只讓會員進入 — 名流、媒體人跟阿宅。他們不是為了食物來的，雖然那邊的食物很讚，也不是為了調得很棒的酒水(譯按：這是超秘密會員制的居酒屋「84」，除了去過的人以外，不對外公布位置)。他們是為了「長官」橋本徹而來。他之前是任天堂員工，現在為了友人們以及他們的回憶，經營這間居酒屋。一面牆上，掛著皮卡丘的草圖，這是口袋怪獸的創造人造訪時留下的。另一面牆上，則是任天堂某款經典遊戲的原始樂譜，這是作曲者送的禮物。在中間的牆上跟櫃台，則放著由宮本茂簽名的瑪莉歐畫像。
瑪莉歐是一名留著誇張鬍子，來自布魯克林的義大利裔水管工，也是宮本茂最著名的創作人物。他也是任天堂財富的基礎；麥格里證券的分析師David Gibson認為，過去十年中任天堂軟體收入有三分之一來自瑪莉歐。以瑪莉歐為主人翁角色的遊戲，全球已賣了超過五億套。他的形象出現在各種東西上：不只是T恤跟馬克杯，還包括了黃金吊飾。
里約奧運閉幕式上，日本總理安倍以微胖水管工的形象進場。無疑地，有些觀眾可能會感到疑惑。但大多數觀眾，絕對是微笑看著這種意想不到又絕妙搭配的出場方式。還有甚麼裝扮，比這個全世界能見度最高的普通人，更能讓日本歡迎全世界到東京一訪?不久後，安倍在一間新加坡餐廳用餐，被旁邊的客人認出。他們低聲對彼此說，看，是瑪莉歐。
瑪莉歐最早出現在「大金剛」遊戲中，而「大金剛」是從失敗中誕生的作品。1980年時，任天堂試圖進入美國產值達八十億美金的大型電玩市場。但任天堂想用「雷達範圍」、「小蜜蜂」等遊戲作為敲門磚的希望落空了。社長山內溥給了宮本茂一個任務，要讓遊戲機變得更好。
在彼時的三年前，宮本茂以設計師的身分進入任天堂，這也是山內溥的創舉，之前社內並沒有這樣的職位。宮本茂並沒有非常想在公司上班，而任天堂其實也不需要設計師。但宮本茂地父親幫兩人安排了會面，山內溥喜歡這個擁有蓬鬆頭髮，對卡通、藍草音樂(bluegrass，美國民俗音樂的一種)有些品味的年輕人。
原本想用大力水手當「雷達範圍」的主角，藉以吸引玩家眼光，改造這個遊戲，不過授權並不順利，宮本茂必須從零開始設計一個新人物。他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度；遊戲的主軸是要將女孩從大猩猩的手中救出，主角並不需要甚麼背景鋪陳或是動機。多數時間，他都在跳。
宮本茂希望他的人物是個擁有普通工作的普通人，所以他把主角設計成一個微胖的中年勞工 — 原本的設計是木匠。有些設計的決定，被技術(低解析度過低)給限制住了：主角擁有鬍子，這樣才能把鼻子跟下巴隔開；他戴了一頂帽子，因為如果要把人物限制在一個僅有16像素的格子內，頭髮會是個問題；他穿著亮色的衣服，這樣在黑色背景下才會明顯。
他的名字也是事後的發想。遊戲主角總是往大猩猩那方面想去。主角的名字原本就叫做「跳跳人」，來自他很擅長做的事。但美國任天堂社長荒川實，希望擁有一個更好行銷的名字。在David Sheff描寫任天堂崛起的權威性著作「Game Over」一書中敘述，當時荒川實造訪任天堂位於西雅圖附近的倉庫，當時一位氣急敗壞的房東在外面要房租。這位房東叫做Mario Segale，留著小鬍子。命運的稱呼於是形成。
「大金剛」獲得大成功。任天堂只在美國賣了一千台的「雷達範圍」街機；而在「大金剛」上市的頭兩年，就賣出了超過六萬台。隨後推出續集，包括1983年的「瑪莉兄弟」。在這款遊戲中，場景搬到柳約的下水道。瑪莉歐也把槌子換成鈑手；還得到一個弟弟，路易。
超級瑪莉如何變成全球文化符號 (中)

Economist May 10th 2016
 
即使對超級英雄來說，使用他們的力量會造成預期外的後果。過去二十年中，美國以艱辛的方式了解此事。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軍事入侵行為，已造成附帶的災難性後果。更糟的是，美國經常發現，他們對付的敵人，是因為美國自己的介入行為而變得更激進、或是更強大。結果就是，近幾年來美國試著採取「動能」較小的外交政策，專注在捍衛照規則走的國際秩序。
超級英雄組織復仇者聯盟，也面臨許多同樣的問題，但他們要學到這些教訓卻慢得多。去年，億萬富翁企業家，同時也是鋼鐵人發明者的東尼史塔克，想要創造一套自動的國際和平維持系統。他出於善意的努力，在這個發明物擁有人工智慧，轉而想殲滅全人類後，造成了蘇科維亞首都Novi Grad的可怕毀滅。而今年春天於拉哥斯發生的悲劇，也就是美國隊長在進行反恐任務時，數名瓦干達援助人員受波及而喪命；這再度提醒我們，以非國家立場，讓擁有超能力的人，實現自己眼中的國際正義，是多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蘇科維亞協定，是很重要的一步進展，這份協定將讓復仇者聯盟接受聯合國的監督。的確，跟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許多國家看起來更想抑制綠巨人浩克的行動。在美國分歧的參議院中，這份協議是否會通過仍未知，但最麻煩的分歧點，其實在於復仇者聯盟成員本身。史塔克支持簽署這份協議的同時，美國隊長則不。
自1977年起，是否用制度來限制超級英雄的行動，便是一個爭議不斷的議題。當時美國的基恩條款(Keene Act)中，提出「誰來監督守護者(Watchmen)」的問題。X-Men則在變種人註冊法案裡面，面臨嚴重的歧視；超人特攻隊則長久以來就跟美國國家英雄局有摩擦。去年，超人跟蝙蝠俠則為了類似的責任問題大打出手。
跟多數菁英一樣，超級英雄天生便對規範感到厭惡，美國隊長更因為深植的文化民族主義，而放大了這種厭惡。一個名為「美國隊長」的超級英雄，會對喬治華盛頓所說的「外國糾葛」感到厭惡，其實並不太讓人意外。此外，美國隊長有其論點，他認為聯合國是個政治化的團體，可能會為了是否要批准行動而爭論不休，誤了時機。在一些血腥的災難事件中，如波士尼亞跟敘利亞議題中，聯合國成員國間的對立，讓國際社群癱瘓。
但問題在於，超級英雄或超能力者，在沒有這樣的限制下，是否會做得比較好?事實上，他們做的更差。如美國在伊拉克學到、史塔克在蘇科維亞學到的教訓，沒有程序上的監督，人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偏執而走入毀滅性的歧途。正如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領袖，美國隊長對制度的不信任，其實跟過度相信自我的道德正確性有關：他相信世界分成好人跟壞人，且他知道誰屬於哪方。但在實際的世界中，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沒有人有完美的資訊；不同人對正義的看法，也許有正當、但又矛盾的情形，且沒有人的動機是完全透明的，即使是這些超級英雄們。
因為人類(以及超能力者)的不完美，我們才需要法律跟制度。正如美國隊長應該知道的，這樣的認同，是美國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部分：改寫麥迪遜(James Madison)總統的話，「如果超級英雄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譯按：麥迪遜的原文是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復仇者聯盟不是天使，他們應該接受蘇科維亞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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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9th 2016
這個世界有越來越多地方用英文來運作。跨國公司(即使是那些總部在日本或瑞士的公司)讓英文成為企業語言。類似歐盟跟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使用這種新國際通用語言。在辦公室中，也是屬於英文的世界，其他的語言都只是靠英文生存下去。
這是英文母語者的優勢嗎?用外語工作的確很難。不需試著回想不常用的字彙，或是試著建構正確的句子，要流利地吵架或細緻地提出觀點會較容易。英文母語者可以試著利用完全的空話，推翻對方異議，連續講上好長一段時間，不讓對方有插任何一句話、或用笑話帶起氣氛的機會。如果要用外國語言，這些事都會難得多。非母語者做這些事非但不容易，還很耗腦力。最近金融時報Michael Skapinker的一篇專欄，認為對英文母語者來說，成功習得與非母語者成功對談的技巧，是很重要的。
但也如Skapinker提到的，非母語者也有些優勢。這些很細微，但並不瑣碎。非英文母語者也許無法輕易展現他們的光彩。這會是個優勢，讓你的聰明才智被高度評價，也是很幸運地，世界上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人很多。但事情往往朝另一面發展：你可能會被認為沒那麼機靈，而成為交涉中的驚訝元素。而正如一位在法國工作的美國教授告訴Johnson(此專欄名稱)的，來自另一個文化 — 不只是語言 — 讓人們能留意到其他母語者在想法上的阻礙與習慣，並引導一個匯流點，穿過這些障礙。這種非正統的想法，可被包裝成有些虛偽的愚蠢：「我不太確定事情在這邊是如何運作的，不過我是這樣想的...」
用非母語工作的人，則訴說另一種好處。一位在經濟學人工作的俄國人說，要求釐清事情，可以省下寶貴時間，或是成為一種有用的分心。慢慢說話，可讓非母語者去選擇正確的字眼 — 這是多數人在興奮或有情緒時無法做到的事。想的比說的快，有很多可以談的；反之則不然。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也許有種從說話回到想法的反饋迴路。靈巧的研究員發現，有時候用外語來做的決定，實際上更好。芝加哥大學的研究員，在一份測驗中的幾個題目中藏有陷阱 — 看來簡單「對」的答案，其實是錯的。那些以非母語來回答的人，比較能避掉這些陷阱，選出正確的答案。換句話說，流暢的思考有其缺點，而深思熟慮有優勢。而研究者之一還發現，即使在道德問題的選擇上，用外語思考也更功利、較不帶情緒 — 比如說如果你親手殺掉某個人可以拯救許多性命，這樣是否是可以接受的。一位在丹麥工作的美國人說，他堅持用丹麥與談薪 — 用英文來要求更高薪，對她來說很痛苦。
所有的母語都適用上述情況。但在現今世界，單操英語者更是如此，身邊則是其他把英文當工作語言的多語言者。那些非母語者，可隨時離開會議，私下用自己的語言溝通，然後再回到英語會話中。一位歐盟執委會的官員說，在語言中跳躍，可一直提醒自己，他人看事情的方法可能不同。(一份研究發現，雙語的孩童，比較容易猜中他人腦袋在想甚麼，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在觀察，誰在他們的世界中、講了哪種語言。)有人說，Ginger Rogers(1911-1995，美國知名女演員、舞蹈家)必須用「後退、穿高跟鞋」的方式，跟隨Fred Astaire(1899-1987，美國男演員、舞蹈家；已跟Ginger Rogers搭配最為知名)的每一步。不意外地，這讓她成為一位傑出的舞者。
的確，那些用外語工作的人，急切地想分享這件事的好與壞。但真可惜，只會一種語言的人，永遠沒有這種機會。那些辛苦學第二語言的人很可憐 — 但想想那些只會一種語言的人，連自己失去了甚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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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的最高宗教領袖夏赫(Sheikh Abdulaziz al-Sheikh)說，下棋是「浪費時間」，又會讓對手間產生敵意的活動。所以，下棋跟其他顯然更罪惡的活動如酗酒、賭博一樣，都被禁止。
去年的這番話，本周又在媒體上重新出現，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準備舉辦一項西洋棋巡迴賽。而這番話也馬上就被沙烏地的西洋棋協會駁斥了，協會在推特上說，西洋棋過去在沙國境內蓬勃發展，未來也會繼續。因為夏赫的發言，是針對某項問題的即席回答，而非正式律令，因此應該不會嚴格執行。
這並不是第一次有宗教領袖以有礙宗教敬拜的角度，來譴責西洋棋。一位十一世紀的義大利聖人達彌盎(Saint Peter Damian)，便訓斥佛羅倫斯主教因為西洋棋而軟弱。1979年伊朗革命後，西洋棋被宣布違法；但到了1988年時，前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說，只要下棋不跟賭博結合，是可以被允許的。但伊拉克什葉派最高領袖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還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棋賽，無論是線上還是實體，且不管跟賭博有沒有沾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