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kj24

Economist May 8th 2025
有些國家很有錢，有些則物價低廉。接著還有台灣；這個經濟奇蹟是全世界最頂尖晶片的原產國，人均GDP超過美金$33,000。但若以美元計價，物價跟服務僅有美國的42%。舉一個例來說，根據我們的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來看，台灣的大麥克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這是台幣失控的一個訊號。如果台幣更強勁，那麼以美元計價的漢堡及其他商品，價格都會更高。另一個台幣被低估的訊號，是該國的經常帳盈餘，相當於GDP的14%。以上，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Brad Setser的話來說，就是「多到驚人」。台灣的半導體出口額在過去十年中翻了一倍以上，但台幣匯率卻異常穩定。2015年4月底時，1美元約兌換新台幣31元；到了上個月底，仍在約新台幣32元左右。
然而，在今年5月初，出現了不尋常的情況。台幣突然變得沒那麼便宜。在5月5日的交易日中，台幣升值幅度一度達到5%，加上前一個交易日的大漲(見圖)，創下1980年代以來最大幅度的波動。

Economist Dec 20th 2022
在亨利八世時期，英格蘭看起來即將分崩離析。目擊者稱，從未有那麼多乞丐，許多乞丐甚至有機會就割路人喉。每個人都在懷疑，貨幣正在貶值，事實也的確是這樣。道德則跟硬幣一樣墮落；亨利八世統治中期，一場於肯特(Kent)舉辦的臭名昭彰葬禮上，一位觀察家紀錄，「葬禮成為酗酒和狂歡派對」，一場涉及「七位男性、每位男性都有自己的女性」的派對。整個歐洲都跟英國一樣感覺不太對，到了1590年代時，歐洲正被金融危機、社會動盪及戰爭所吞噬。
混亂的根源，則是一場無預期、所有人又都陌生的大幅通貨膨脹。至少在十六世紀前的三百年，西歐讓現今的日本看起來像是辛巴威。英格蘭銀行的歷史學家Gregory Clark的研究顯示，1500年代英格蘭的標準商品物價(主要是食物，但也有其他包括衣服、燈飾等物品)，並沒有比1275年高。
但1500年後，一切都變了。曾無法想像的持續性通膨，變得勢不可擋。五十年內英格蘭的平均物價幾乎漲了一倍。波士頓學院的Paul Schmelzing研究顯示，沒過多久義大利的物價就以每年5%上升。法國、荷蘭的通貨膨在，則在世紀末時達到4%。俄國的通貨膨脹趨勢在1530年代開始上升、全球通膨在1590年代達到高峰，年增接近3%。如果你覺得3%聽起來不算太糟，要記得在前資本主義世界中，名目收入成長比例基本上是零；任何水準的通貨膨脹，都會讓人們變得更窮。
快速增加的通貨膨脹也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 甚至比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或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激增時期還要久。一些國家蒙受更大損失；蘇格蘭的通膨情況通常比英格蘭遭很多，而荷蘭的情況可能是最糟的。
如同今日的通貨膨脹，1500年代的專家們也對起因持有不同看法。法國的討論最為熱烈。Jean Cherruyer de Malestroit是法國專家，扮演今日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Larry Summers)的角色，他認為通膨是過度消費的結果。而Jean Bodin，類似今日的克魯曼(Paul Krugman)，則認為全球經濟系統的意外衝擊才是原因。兩位經濟學家都寫說帖批評對方立場。但歷史學家還是不同意他們的看法。
就像今日的桑默斯跟克魯曼一樣，Malestroit跟Bodin都有部分道理。過剩的需求的確是部分原因；黑死病後人口迅速增加，許多後黑死病時期的出生人口搬到城市。在增加了對食物需求的同時，耕種的農民又減少。而一些王室透過操縱貨幣來刺激經濟。
亨利八世在1540年代進行了所謂「大貶值(譯按：great debasement，日文直譯的大悪改鋳我認為更貼近)」的舉動，將金幣熔化後，加入價值較低的金屬，然後在重鑄為兩枚「金幣」。利用這樣的方法，亨利八世在某些年份中，甚至掏空了約2%的GDP。他將額外的現金用在戰爭跟建造宮殿上。因此，對名目需求的提高，讓店家提高價格；而讓貨幣貶值的不只是亨利八世，以及他的繼任者愛德華六世。蘇格蘭也從1538年開始這麼做，在1560年加倍操作。在今日的荷、比、盧一帶，銀幣從1521年到1644年貶值了十二次。
但不管Malestroit如何解釋，光是大貶值，也無法完全解釋如此嚴重的通膨。首先，大貶值並不是新的策略。法國在1285至1490年間，預計就讓銀幣貶值了123次。在這些年間，並沒有通膨的出現。但到了1500年代，即使許多國家減緩貨幣貶值的速度，仍出現了通膨。西班牙在1497年至1686年間，完全停止貨幣貶值的舉措。因此，一些歷史學家認同Bodin的說法，認為需求面的解釋並不充足。他們也關注大西洋兩岸發生了甚麼事，大西洋是歐洲經濟巨大衝擊的來源。
約在1545年，人們在玻利維亞發現大量銀礦。波托西(Potosí)是這個利潤豐厚新產業的中心，成為也許是當時基督教世界的第五大城(以人口來看，僅次於倫敦、那不勒斯、巴黎及威尼斯)。1500年代的前二十五年，僅有十噸銀抵達歐洲海岸。到了第三個二十五年時，已有一百七十三噸。這些金屬大多運抵西班牙，讓西班牙一開始便經歷了一波特別嚴重的通膨 — 但很快就蔓延至歐洲其他地區，最遠至俄國。
今日的通膨高漲，目前雖然只有一年多，但已經造成深遠的社會跟政治結果。隨著實質薪資下降，消費者信心也盪到谷底；執政的政治人物人氣滑落；對生活成本上漲的抗爭則如春筍般冒出。
然後，這一切跟十六世紀的通膨相比，都很微不足道。1500年代初期的平均實質薪資，大約為一星期七便士，接著就不斷下滑、下滑，再下滑。購買力一直要到十九世紀後期才回復。這種對生活水準的巨大輾壓，其後果不僅僅是猖獗乞討及葬禮上的狂歡。在全歐洲，社會、政治都變得極度不穩定。
現任教於喬治梅森大學的Jack Goldstone，曾在1986年發表一篇論文，探討為何1550至1650年間「各國大規模地崩潰」。1572年的法國，發生了聖巴托洛繆大屠殺(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為天主教徒對新教徒的暗殺活動，造成數千人死亡。1590年代，在奧地利、芬蘭、匈牙利及烏克蘭都有各種反叛活動。俄國則經歷了所謂「混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自1598年起，有長達十五年間的無法治時期。英格蘭的三十年戰爭始於1618 年，於1649年以查理一世被處決而告終。1500年代的第一個二十五年間，每年全球每十萬人中約有六人死於衝突。但1620年代至1640年代間，這個數字變成六十人。因巫術受審、處決的人數也激增。
鬱悶的菁英們，要為這些混亂負上一些責任。這些名流的生活通常仰賴固定收入(如租金)，所以他們比那些可簡單提高售價的商販，更能感受到高通膨的影響。1560年代時，法國北部、比利時的貧富差距減少，因為中產階級過得不錯，而富裕的地主們收入遭擠壓。不習慣經濟衝突的富裕階級們，急著尋求改變。
更重要的是，政府蒙受損失。幾個世紀以來，零通脹或低通脹影響了各國構建財政體系的方式。君王經常以固定租金租用土地長達九十九年。關稅按名目價格徵收。一旦通膨產生，這就會是一個問題。1570年代中期到 15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稅收，若以現金計價是穩定的，但購買力較低。政府的支出(這不是固定的)則飆升。1530年代後的一個世紀中，要讓一名士兵上戰場的成本上漲了五倍。
因此，隨著時間推移，通膨會讓國家變弱，且導致債務危機。各國政府竭盡所能提高收入。1544年至1545年間，亨利八世出售了價值超過十五萬英鎊(或超過GDP的2%)的國有資產，例如土地。而伊莉莎白一世在1600年代初期則進行了較小規模的出售。Goldstone指出，「空前數量的騎士頭銜」被授予，多數是為了收取高額費用。借貸也暴增，而許多貸方也準備提高利率。在1300年代跟1400年代很少見的違約，也數倍成長。法國(1558年、1624年、1648年)、葡萄牙(1560年)跟西班牙(1557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及1647年)都有對外國投資者的違約紀錄。
最後，大通膨終於結束了。人口成長減緩，降低了對貨物跟服務的需求。各國王室能控制貨幣跟財政政策，承諾減少違約跟貨幣貶值的行為；從美洲來的貴金屬速度也減緩。然而，這個世紀的教訓是顯而易見的。不管造成的原因是什麼，通膨已開始的社會，會發生的不僅僅是生活水準下降。
原文

Economist Sep 15th 2022
成千上萬的英國人，以非常英國的方式，回應女王的逝世：排隊。女王的葬前瞻仰從9月14日起於西敏廳舉行，但在兩天前就開始排隊。到了9月15日下午，排隊時間預計已需超過八小時。排隊將會日以繼夜，持續到女王葬禮開始的9月19日上午六時三十分。人龍沿著泰晤士河蔓延數英哩，觀察者的反應熱烈。一則推特推文甚至說這個行列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表演藝術」。但排隊是最好的方法嗎?
組織者需要分配稀少資源的方法；在最近這個例子中，西敏廳只能容納有限的位置。一套理想的系統，會給那些最看重此事的人提供位置，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確保一個位置。 排隊有效地將名額分配給那些最先出現 — 且也願意等的人。另一種替代方案可能是抽籤，將名額隨機分配給部分申請者，就像6月女王白金禧音樂會那樣。甚至是某種市場，每個時段的價格，都設計地夠高來平衡供需。比如說要參觀白金漢宮，就必須買票。
排隊作為一種配給機制，其實有些好處。要參與至少數小時、甚至跨夜的排隊者，是渴望的強烈訊號。排隊，也降低了無力支付特權費用者被拒於門外的風險。但這也有缺點；雖然排隊者不需要為了位置付錢，但他們需要付出時間以及舒適度。經濟學家擔心，這樣的隊伍，只嘉惠了那些沒甚麼事做的人，那些無法離開工作崗位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體弱者跟病人，則可能完全不會出現在排隊隊伍中。
替代方案減少了長時間等待的低效率，但也有自己的缺點。抽籤制度可能會讓沒那麼想看女王的人抽到，非常想看到女王的民眾就會感到強烈不滿。市場機制則會將位置配給最重視這樣體驗的人 — 但這也幾乎代表著能負擔得起費用的人。這看起來似乎令人反感也不公平。1977年時，麻省理工學院Martin Weitzman的一項研究顯示，需求平均分布、或收入更不平均分布的地方，配給制(排隊就是其中一種形式)比定價，更能把東西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不受管制的排隊隊伍，也就是民眾可自行交換位置的隊伍，則可以由市場機制接手。紐約百老匯門票的代排服務一小時50美金、每多半小時多25美金。通常喜歡排隊，且喜歡公平排隊者的英國人，應該不會同意這樣的干擾。倫敦隊伍的排隊者，獲得一條腕帶，識別他們在隊伍中的位置，這讓位置不可轉讓。同時還可以防止插隊，並可讓人們去廁所。
也許也不令人感到意外，9月15日早上的排隊民眾，對漫長等待有著熱情。兩位訪客喬許、亞當，於排隊的前三小時都在收發電子郵件、接工作電話，並沉浸在「令人讚嘆的氛圍中」。有條較短的排隊隊伍，是給身體較不方便的民眾。退休的珮特尼亞在其中，她說付錢買位置的制度不夠具有包容性，而且「這一定不會是女王想要的」。她女兒荷莉，看起來排隊意願更高，她說：「我認為排隊是紀念儀式的一部分。」
原文

Economist Sep 6th 2022
數世紀前，中國曾是全球最大經濟體。許多分析師認為，中國最後會奪回這個位置。但困擾這個亞洲大國一連串問題(部分是自己造成的)，將推遲經濟超越美國的那一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那一天也許永遠部會到來。
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之多。因此，即使在精細程度上不敵，還是可以先在經濟規模上超越美國。中國人均所得只要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就可以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一個衡量指標上，中國已經完成此壯舉。早在2016年，經過以美元基礎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一種試圖使用相同的計價標準，計算各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換算後，就已超過美國。
但當使用貨幣市場的匯率換算成美元時，中國GDP仍遠遠落後於美國。與美國的23兆美元相比，中國在2021年僅有17.7兆美元。中國的經濟成長，受到清零政策(以嚴厲的封城措施對付每波疫情爆發)、房地產市場低迷、國營企業未改革，以及與美持續科技戰的影響。中國政府對科技、教育等之前蓬勃發展的行業也進行嚴厲監管，也壓抑了市場情緒。中國經濟在2021年成長了8.1%，令人印象深刻，但今年即使有3%的成長都算幸運。
長期來說，中國老化的人口意味著更多難題。根據某些預估數字，未來十五年內，勞動力將減少15%之多。凱投巨集觀(Capital Economics)認為中國的GDP在2030年代中期，可能會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但隨著人口的萎縮而再次落後。
這場辯論最困難也最常被忽略的問題是，兩國的匯率以及國內商品價格會如何變化。平均來說，中國的商品、服務價格仍比美國便宜得多。如果中國持續縮小與美國生產力的差距，國內價格可能也會因貨幣強勢或更快速的通膨率而越來越趨同。舉例來說，高盛預估到了2031年，以當時的價格跟匯率，中國GDP將達到38兆美元。這個數字是現在的兩倍，足夠讓中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但並不是所有的增加都來自經濟成長，可能是因為價格提高跟貨幣升值。根據預測，到了2031年，中國的GDP將比十年前(每年平均不到4%的成長率)成長約47%。價格將上漲大約30%，匯率將上漲近13%。決定中國是否能成為全球毫無爭議的經濟龍頭，是這三個因素的結合，不僅僅是經濟成長。
原文

Economist Nov 20th 2021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說：「注意一件事，且只要注意那件事就好：政府花了多少錢。」若他還在世，眼睛可能會睜得老大。各國政府在疫情上已花了十七兆美金，包含各種貸款跟保證金，佔了全球GDP的16%。按照目前的估計，2026年各先進經濟國政府支出佔GDP的總額，將大於2006年的比例。美國準備在福利制度上花上一點半兆美金；歐洲則有七千五百億歐元的投資資金；而日本正打算進行「新資本主義」，政府會更慷慨。
在未來數十年內，國家角色在經濟內的足跡，將會進一步擴張。全球有五分之四的國家尋求炭中和目標，這個目標讓英國打算在2050年前，在經濟成長趨緩的情況下，將舉債佔GDP的比例調高21%，因為國家需補貼減碳措施。許多國家也擁有高齡化問題，這使得政府在健保跟年金上的支出也增加。
對如本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來說，很容易對各國政府無情的步伐感到絕望。國家角色在疫情中加重，國家的失敗也完全顯現出來。危機初期，美國公衛機關阻止私人實驗室自行開發病毒檢測裝置；今年直到10月才批准了原本可在夏天前就可進行的快篩。歐洲幾個月來疫苗推出的速度太慢。中國曾大肆慶祝抗疫舉措的成功，將其視為強國模式的勝利。現在，中國的清零目標展現了不受監督集中權力的僵化性。英國政壇陷入泥淖的醜聞之一，是領導人是否有利用疫情危機，將油水豐厚的合約私相授受給友人。
大政府的長期威脅，是這樣的官僚系統、制度性失敗跟貪汙變得規律且廣泛，讓人民變得更窮、又限制個人自由。但這樣的危險，也包含著一種機會。要了解為什麼，得先去思考為何政府會變大。
我們這周的專文有解釋，政府幾乎總是會隨著GDP成長而擴張。有三股力量在驅動這樣的擴張。第一股力量，顯然是惡意的。惰性、任務偏移(mission creep，或說任務蠕變)讓政府很難縮減。受益於某項某項規定或計畫的選民、遊說團體，會拚了老命保護。在此同時，許多納稅人有比去跟政治人物陳情、去除這些政治分贓更緊急的事要做。負責的官僚會想捍衛自己的地盤跟生涯。但一項計劃失敗時，支持者會說如果該計畫有更多經費就可以成功了。
第二股力量，是生活的現實。政府提供的福利(比如說健保及教育)，其價格上升的速度會大於經濟成長，因為這些服務需要高密集人力，但生產力上升的速度卻很慢。雖然政府的無效率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但這種「成本症頭」同樣困擾著公私部門。這也有著國界限制。
第三股力量，是今日的政府，有著更多的事情要做。經過二十世紀，選民變得更富裕，他們便要求更多教育、更多利用先進科技所能達成的昂貴健保服務。現在，隨著選民高齡化，他們想把支出放在老人身上。而且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希望政府要為氣候變遷做些事。
一般大眾印象中，認為柴契爾夫人、雷根是反大政府的自由主義者，但談到這兩人的真正影響力，這三股力量也很明顯。他們通常被認為為「新古典自由主義時代」奠定基礎，但其實他們並沒有留下一個長時間持續的較小規模政府。美國聯邦政府2019年支出在GDP的佔比，比雷根上任前十年中的任一年度都高。而在柴契爾夫人離開首相位置的三十年後 — 其中十年被定義為撙節的十年 — 英國保守黨政府將執行一份自前柴契爾時代以來，政府支出佔GDP比最高的預算案。
雷根、柴契爾夫人 — 以及其他位於瑞典、紐西蘭等地的改革者 — 戰勝了第一股大政府的力量。他們了解到，當內部人士因為扭曲的動機、尋求更強大的控制，使得政府膨脹時，是最糟糕的狀態。政府賣掉國營事業、減少法規、簡化某些稅賦、鼓勵競爭，這些是對的。自由社會中，一個受限的政府角色是有共識的。擁護者歡迎多數經濟體採用市場經濟、允許公共服務的重分配跟支出，讓世界更公平。
現在，在這個共識理應最被需要時，卻正面臨威脅。隨著高齡化、氣候變遷無可抗拒地讓政府規模變大。認知到哪些是政府可以做好的、哪些是無法做好的至關重要 — 避免利維坦(Leviathan，霍布斯的書中，將這種舊約聖經中的怪獸比於為國家)利用權力為裙帶、自己人謀取利益。在今日，討論限制政府權力時，談論的應該是政府干預的性質，而不是討論限制全球暖化或提供老年人服務是否必要之類的事。
一項挑戰是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和個人選擇的作用。要對付氣候變遷，要做的應該是碳排定價、研發補貼，以及嚴格審查公共預算來達成；而不是透過航班配給、提倡綠能國家冠軍或打央行主意而扭曲金融市場來達成。福利國家應該要專注在現金的重分配，讓那些需要的人能選擇拿這些錢做甚麼，而不是建立新的官僚機構，比如說拜登總統提倡的聯邦孩童照護制度。稅基要豐厚，且稅賦應對投資友善。
超級政府
The supersized state
政府必須同時尋求靈巧及效率。家計的收入補助，在財政部門數位程度更高的今天，應要能自動化。如愛沙尼亞對紙本作業宣戰一般，可免除許多表格填寫的手續。如果有人數更少、卻收入更好的官僚，那公部門也比較能吸引有才華的人加入。政治人物在解決新問題時，應能願意重新開始，而不是仰賴乏善可陳的現有部門。在疫情期間，政府最大的成功案例來自內部創業，比如說美國的曲速行動，加速了美國發展疫苗的腳步。
政府也應該努力保持中立。無論是左派偏好的工會、受害者權益組織，或是右派的商界密友，都尋求緊緊抓住那狹小的利益。為了堅持下去，官僚需要的不是來自政界對他們廉潔的無情攻擊，而是透明度，以及對公共服務精神的支持。雖然在年長者身上增加支出是合理的，但全面性的老人政治並不是。口袋豐厚的退休人士並不需要公共退休金；相反地，因為他們的稅賦負擔基礎從薪資變成房地產、繼承跟消費，反而應負擔更重的稅。
獎賞將是巨大的。好政府、壞政府的差別，衡量基準不僅僅是多快可以達到炭中和，或是為年長者建造持續性的社會安全網，還有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二十世紀時，古典自由主義者保證，人類的進步將伴隨著政府的成長。二十一世紀，這個道理應該也一樣。
原文

Economist Aug 27th 2020
危機時機往往會對貨幣政策進行大修改。儘管美聯儲從2019年就開始對政策架構進行審查，但在大蕭條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時，評估的結論才浮出水面。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週四在年度會議上宣布，今後美聯儲的通膨目標是「平均」2%。面對持續低點的通膨率，美聯儲可能會努力拉高通膨水準。
最重要的是，以往就業率超過美聯儲估計的最大值時，美聯儲會出手干預，鮑威爾說今後美聯儲不再對此事干預。因為最近的經驗讓各國央行了解到，即使失業率非常低，也不 一定會加速價格市場走揚。(譯按：白話來說，以前認為高就業可能會提高工資進而提高通膨，但最近的經驗看起來不是這樣，所以就沒必要干預就業了。)
這可能是1980年代初期以來，美聯儲對貨幣政策做的最大調整。當時，美聯儲為了對抗兩位數的通膨率，設定了靜態價格上漲及最低利率等目標，成為過去三、四十年來美聯儲主要的行事準則。但這次的新貨幣政策方針，是漸進式的而非變革性的，這令人失望。
07-09年全球金融危機間以及之後，美聯儲進行了策略檢討。跟多數富裕國家的央行一樣，美聯儲設定了通膨目標；當通膨可能超過2%以上時，各國央行會進行政策調整(比如說提高利率)，減緩經濟成長、防止價格進一步上漲。另一方面，當通膨率過低時，各國央行則採取行動讓經濟成長。這個系統在90年代運作良好，當時美國經濟快速成長，但能同時保持通膨的穩定。
但從那以後，缺點就變得顯而易見。在實質利率(隨通膨調整)下降的世界中，2%的通膨太低，無法阻止名目利率反覆不斷地降至零點，此時央行就無法再仰賴偏好的刺激性政策工具 ー 降息了。很多時候，由於央行太小心不要讓通膨超過設定目標，提前控制了經濟擴張程度(儘管整體經濟還有空間)。最後的效果就是不必要地抑制了就業和薪資成長。
在過去十年中，經濟學家和各國央行總裁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如何最大程度地修正這些缺陷。有人認為，貨幣政策應著重於價格水準，而非成長率：如果通貨膨脹有一段時間過低，那段時間之後，必須有高於水準的通貨膨脹來抵銷，讓市場價格回到趨勢之中。其他人認為，不應著重通膨目標，而應著重在貨幣工資或GDP。在以通膨為目標的時代，價格對就業、經濟產出的反應似乎越來越不靈敏，這讓貨幣政策會偏向採取劇烈行動。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謂「自然失業率」一直是貨幣政策政策基礎的一部分。儘管自1977年來，美聯儲的法定職權範圍包括最大就業及穩定價格，但實際上政策一直著重於維持低通膨，因為這是實現持續經濟成長的可靠手段。新的宣示可能在貨幣政策上產生重大變化。
鮑威爾的修正，無疑是想重新恢復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這是美聯儲雙重使命(dull mandate，指擴大就業跟穩定物價)的一部分。當通膨接近2%且就業成長強勁時，Fed允許自己抗拒緊縮貨幣的衝動。鮑威爾前兩任美聯儲主席柏南克、葉倫都沒在任內作出深刻變革，即使在他們自己任內，不穩定性已逐漸鮮明。
但是美聯儲並沒有設法建立一個更具侵略性的通貨膨脹政策架構。鮑威爾的新政策可以讓央行有能力接受高於目標的通貨膨脹，但這不代表一定需要追求充分就業。所謂平均2%的通膨，能否讓經濟早日脫離零利率的世界，也還不清楚。在零利率的世界中，這樣的新政策可能只是一種承諾，而非說政府會用甚麼財政工具來刺激經濟。
。在零利率的世界中，這項戰略改革可能只不過是一個承諾，即不抵消政府通過財政刺激措施促進增長的任何努力。
最後，鮑威爾對過去的失敗提出合理的評論，這是令人歡迎的改變。對近日的美國官方機構來說也是難得的成就。但由於美國經濟前景黯淡，以及不太可能有更徹底的改革，機會感覺還是會錯失掉。
原文

Economist Jan 2nd 2020
基本工資應該是要能重新分配所得，從富裕者轉到貧窮人。但經濟學家都同意基本工資真的能做到這點；比如說有些研究者發現，在美國、加拿大、歐洲，提高基本工資反而減少那些最低技能勞工的工作機會，因為企業會縮小規模降低成本。但其他經濟學家則發現對就業沒甚麼影響。提高基本工資的政策施行後後，那些仍留在就業崗位的勞工，多餘的薪資又是從哪來?雖然沒人有這個疑問，但這問題仍未解。
以色列財政部的Lev Drucker、Katya Mazirov及UC Irvine的David Neumark，研究了以國2006至2008年的基本工資，來尋找答案。他們發現，一個公司雇用越多拿基本薪資的勞工，(在提高基本薪資的情況下)獲利下降地越多。若公司有60-80%的員工都拿基本工資，則那些公司的獲利幾乎對半砍。
研究人員的主要見解是，利潤相對較低的公司，僱用基本薪資勞工的比例不成比例地高，意味著調整基本薪資後，這些公司最終承擔了最多。而越窮的企業主損失越大，收入在中位數(以所有人來看)的企業主，比收入在75%的企業主，多承受8%的獲利打擊。
即使是收入較低的企業主，相較於整個人口，收入仍屬相對好的，因此提高基本工資仍屬於累進性的。但這看起來可能有點不公平，因為收入較低的企業主需要付這筆額外支出，但較富有的企業主、收入較高的受雇者則不用。那些收入較低、受到提高最低薪資打擊最重的企業主，整體收入只跟中高受雇者差不多。且跟提高稅賦比起來，提高最低薪資的累進性也沒那麼強，因為提高稅賦通常打擊最深的是那些高收入者，美國的勞動所得稅扣抵制(earned-income tax credit)便是依據這個原則運作。
在某些地方，最低薪資的設計，有試圖減少對那些低收入企業的影響。在美國，只有跨過特定營業額門檻的企業才適用最低薪資。而在南韓，2018年調漲最低薪資的同時，也連帶提出了對小型企業的補助政策。以色列並沒有這樣的配套政策，而這篇研究的作者們，也沒有討論這樣有可能影響到他們的研究成果。但他們有建議利用雇主抵扣額，來減緩提高基本工資對那些較低收入企業的影響。為了打擊貧窮、提高公平性而提高基本工資的政策制訂者，最好也同時考慮一下那些不在預期內的影響。
原文

Economist Aug 22nd 2019
放眼西方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就業機會很多，但經濟成長緩慢，而分配不均的情況過於嚴重，且環境也受害。你可能會希望各國政府透過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但許多地方的政壇處於僵局，或政局不安。那誰要來拯救資本主義?越來越多人認為，解方應該在大企業身上，請他們來解決經濟跟社會問題。即使是以無情出名的美國老闆們也同意；本周，有超過一百八十位的美國老闆，包含 Walmart跟JPMorgan Chase的執行長，推翻了三十年的主流觀念，承諾他們的公司，未來將不再僅僅為其擁有者服務，也會為客戶、員工、供應商和社區服務。
這些執行長的動機，可能有部分是策略性的。他們希望能在民主黨內左派人士攻擊大企業之前先發制人，但這樣的轉變，部分也是源於大西洋兩岸對企業態度有重大改變。年輕的員工，會希望為對時下道德、政治議題表態的公司效力。各種調性的政治人物，則希望企業能把工作及投資帶回母國。
雖然出於善意，但這種新型態的集體資本主義(collective capitalism)，最後會弊大於利。這可能會讓一些不適任、缺乏正當性的執行長飯碗更穩固；也對長期的繁榮造成威脅，而這是資本主義能成功的基本條件。
自英法企業於19世紀起獲得有限責任(譯按：個人的財務責任僅限於固定金額)開始，人們一直在爭議社會可以得到甚麼。50年代、60年代時歐美實驗了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大公司與政府、工會合作，提供工作保障及津貼給勞工。但隨著企業試圖最大化企業主的利潤，亦即理論上必須要效率最大化，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在70年代的景氣停滯後確立地位。工會衰退，股東價值征服了美國，接著是歐洲及日本，且仍在攻城掠地。若以利潤來論，可說是大獲全勝：在美國，1989年的股東價值佔了GDP的5%，現在則是8%。
正是這樣的框架遭受攻擊。招致攻擊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商業道德的沉淪，比如說銀行家在申請紓困的同時又要求分紅，或是賣了數十億元的鴉片給上癮者等。但主要的原因，是股東價值創造出不好的經濟結果。上市公司被指控一連串的過失，從注重短期收益卻忽略投資、剝削員工、壓低薪資，到不願意為災難性的外部成本(特別是汙染)付費等。
並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準確的。現在美國國內的投資，相對GDP的數字，與歷史水準差不多，還比60年代高。美國股市的投資期，以從長期獲利所獲得的價值份額來看，與過去相當。如Amazon、Netflix等可望不可求(譯按：原文Jam-tomorrow，意指很好的事但永遠不會發生)的企業也風靡一時。但有一些批評是真的；勞工在企業所創造價值中的份額，的確下降了。消費者通常得到很爛的交易結果，而社會流動性也降低。
無論如何，大眾及知識分子對股東價值的反彈，已經改變了企業做決定的方法。公司老闆現在會為客人、員工所關心的社會議題背書。在資本的配置上，企業現在不以效率，而以各種理由做決定：微軟在西雅圖的住房融資上花了五億美元。川普總統很愛吹噓他又說服了哪些老闆在哪裡蓋工廠。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想更進一步。目標瞄準白宮的民主黨籍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希望企業需由聯邦核發許執照，這樣如果有侵害員工、客戶或社區權益時，聯邦政府可撤銷執照。所有的這些行為，都預示著一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大公司追求的不是狹隘的自身利益，而是更廣泛的社會目標。
這聽起來不錯，但集體資本主義有兩個陷阱：缺乏問責制度也缺乏活力。先想想問責制度；執行長們應該如何了解「社會」對企業的期許，這點並不清楚。而這很有可能會由政治人物、各種議題團體跟執行長本人自己決定 — 一般大眾不會有發言權。而在過去二十年中，大企業主導了工業界及金融界，所以少數幾位不具代表性的商業領袖，最終將擁有巨大權力，來為社會制定遠超過其公司直接利益的目標。
第二個問題在於活力。集體資本主義遠離改變；在一個有活力的系統中，企業至少必須放棄一些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為了從過時的行業中，重新分配資本、勞工到新行業，利益相關者的數目會減少。比如說，如果要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石油公司將面臨巨大裁員。60年代管理當頭商業鉅子的粉絲們，可能常忘掉AT&T是如何敲詐消費者的；又或是當時的通用汽車，做出了多少過時又不安全的車。這兩間體現了社會價值的公司，即使在當時也很拮据。這兩間公司被保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展現出更廣泛的社會目標，不管是終身職業、世界等級的科學或是支持底特律製造等。
能讓資本主義為所有人運作地更好的方法，並不是去限制問責制度或活力，而是加強這兩樣。要做到這樣，公司的目的必須由擁有者來制定，而非執行長或議題分子。有些人也許心頭總是縈繞著短期目標、季度收益結果，但通常是因為那些表現很差。有些人可能會選擇慈善目標，那就祝他們好運。但多數企業擁有者跟公司行號，會選擇把長期價值最大化，因為這是好事。
另外，企業也必須去適應社會不停變化的喜好。如果消費者想要公平交易的咖啡，他們就必須入手。如果大學畢業生想避開沒有道德的公司，僱主們就必須改變。一個讓企業更負責、更能問責的方法，是擴大所有權。美國家戶接觸股市(直接投入資金)的比例僅有50%，且持股嚴重集中於富裕人士。稅賦制度應鼓勵更擁有股票，年金計劃和投資基金的最終受益人，應該要能在公司選舉中投票；這種權力不應該外包給資產管理業中的少數巨頭。
只有在有競爭時，問責制度才有效。問責制度能降低價格、增加產能，確保企業無法長時間維持不正常的高利潤。此外，還能鼓勵企業去預測顧客、勞工及監管者不時變化的偏好 — 因為他們會擔心競爭對手先預測到。
不幸地，自90年代起，合併讓美國三分之二的產業變得更集中。在此同時，數位經濟看起來更往獨佔的方向去。如果利潤是在歷史正常水準、私部門勞工能獲得好處，薪資應該會高出6%。如果你把目光投向那有簽名的一百八十間標竿企業，許多在該產業裡屬於寡佔，包括信用卡、有線電視、藥品零售及航空公司。這些產業對消費者收費過高，客服也聲名狼藉。不令人意外地，不會有企業熱衷把進入門檻降低。
當然，一個健康、充滿競爭的經濟體，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 執行反壟斷、消除今日過度的遊說和裙帶主義，以及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今日這樣良好運作的政體並不存在，但授權給大公司老闆作為替代方案並不是解方。西方世界需要創新、更廣泛的所有權，以及更多元的企業來快速反應社會的需求。這才是真正開明的資本主義。
原文

Economist Apr 27th 2019
經濟學家常說，貿易戰沒有贏家。但從美國課徵大量的關稅中，可能會有少數的受益者。數十年來，富裕國家健全的貿易政策，讓學術界無法從保護主義以牙還牙的案例學習。但美國現在對中國許多產品加稅，同時對各產地鋼鐵徵稅的情況，提供的資料讓學術界圓了夢想。
美國政府似乎對關稅所造成的經濟傷害感到不安。聯準會、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做的一份研究顯示，新課徵的稅賦，平均每個月讓消費者多了十四億美元的成本。
但川普還是堅持對他選民的承諾；而它的貿易戰對手，則報復了川普最痛的地方。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Joseph Parilla以及Max Bouchet估計，受報復性關稅影響的工作中，61%來自上次投票支持川普的郡。
這是巧合嗎?如果某國來自美國的進口產品，本來就多來自共和黨州，這些州將將首當其衝地受到貿易戰影響。但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Thiemo Fetzer及Carlo Schwarz所做的研究顯示，美國貿易戰的對手可能在考慮過政治影響後，才形塑政策。
為了驗證最近的關稅是否具政治動機，兩位作者需與那些不具政治動機的關稅作對比。他們為每個貿易夥伴隨機創造了一千組產品包裹，這些產品的價值，跟實際上面臨關稅的貨物總額幾乎等值，以此為設計基準。
接著，作者們將實際政策，與那些比較對象相比。首先，他們評估每個計劃的政治影響力。評估方法是，看川普當選時特定州的共和黨得票，是否與目標區域相符。接著，作者們預估每項政策可能引法報復行為，而造成的自身經濟損害，用的方法則是看美國貨佔某項進口物品的比例。若某國越仰賴單一供應商，要切換到另一個效率較低(譯按：較貴)的供應商，就比較可能造成傷害。
研究顯示，對歐盟來說，將這種傷害降到最小，是優先事項。歐盟課徵的關稅，巧妙地保護了本地的消費者。99%的對照組沒受到甚麼傷害，而歐盟課徵的關稅對象的確有針對川普選民 — 在87%的模擬情況中，那些關稅都與2016年的選舉結果更接近 — 但不傷害到自己的公民。
相反地，中國著重在懲罰川普的選民。中國課徵關稅的對象，與對照組相比，有99%接近2016年選舉結果。但這些關稅，也在99%的模擬情況中，傷害到中國自己的經濟。即使是黃豆 — 中國主要的進口產品，主要產地都在共和黨支持度高的州 — 中國的關稅政策，也只比類似的選項更政治取向一點，但卻會重重傷害到自己的經濟。
中國在關稅的選擇上，看起來是要不顧代價地阻止情況加劇。只有沒有選民需要滿足的政權，才有辦法冒這種險。這個教訓很明顯：如果你想啟動貿易戰，去跟民主國家打，不要跟威權國家打。
原文

Economist Dec 10th 2018
市場也許有些緊張，但美國的就業機器仍源源不絕地產出。光在11月，美國經濟就創造了155,000個就業機會。失業率是令人驚訝的3.7%，這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最低的數字。美國上次享有這麼低的失業率之時，已經是準備把人類送上月球的時候了。美國經濟是如何讓失業率這麼低的?
官方的失業率，是計算失業人口佔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整體勞動人口則是包含現在有工作，跟想找工作的人。基於各種原因，失業率會波動。在雇主大砍員工的大蕭條時期，失業率高達10%。在經濟復甦時期，即使在招募依舊疲弱的情況下，失業率仍開始下降。因為勞工因為失業感到沮喪，不再找工作了。這樣他們就不會被納入勞動人口的統計中。現在的失業率這麼低，不只因為招募力道很大，也因為一些沒有工作的人，已因為其他原因沒有再找工作了。
由於美國長時間、續航力強的經濟復甦，導致失業率穩定下降。美國從2009年6月起不間斷的經濟成長，將於2019年創下史上持續最久的紀錄(假設經濟成長繼續下去的話)。在這段期間內，多數時間每年可持續創造兩百萬到三百萬個工作機會。最近的一些順風球，對經濟有幫助；比如說全球經濟增長以及川普減稅後的財政刺激。不過聯準會的耐心值得獲得最多讚賞。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市場的彈性，決定了各國的「自然」失業率。當失業率降低於該數字之後，通膨開始加速上升。但自然失業率要在哪個水位並無定論。數年前，聯準會的官員認為應該在5%上下。但當失業率接近這個水準，且降到5%之下時，聯準會僅逐步且緩慢地提高利率、控制經濟成長。從失業率即使低於4%，通膨仍維持在低點一事來看，聯準會這件事做對了，讓經濟持續快速復甦。
但聯準會將來是否會繼續這樣做仍未知。若不把失業率降低到除了戰爭時期以外的新低點，雇傭也許無法一直維持在現在的步調。聯準會也可能因此決定必須要放緩經濟成長的速度，不讓通膨飆升。各國央行極少在不引發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完成有意義的經濟成長放緩 — 而這意味著失業率將會上升。如果美國夠幸運，那他們3.7%上下的失業率還可以維持一陣子。這個數字也許不會再更低了，因為要嘛是工作機會的增加被通膨取代，要嘛聯準會在這件事發生前，就會放緩經濟成長的步調。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