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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y 2nd 2024
你知道去年夏天肆虐夏威夷的野火，是美國軍方測試秘密「氣象武器」引起的嗎? 你知道美國非政府組織在非洲傳播登革熱嗎? 你知道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在曼哈頓第五大道上瘋狂購物，花了110萬美元嗎？還有，你知道印度總理莫迪最近在一首新歌中獲得印度歌手馬亨德拉·卡普爾(Mahendra Kapoor)的支持嗎? 但其實卡普爾早已於2008年去世。
這些故事，當然都是假的。這些都是假訊息的例子。這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被日益複雜的宣傳工具在世界各地廣傳。先進的人工智慧工具、精心策劃的社交媒體帳號網絡，被拿來製作和分享種逼真的照片、影片和音訊，將事實與虛構混淆。在半個世界舉行大選的這一年，人們更擔心技術的進步，將讓假訊息無法對抗，進而致命地破壞民主。你應該要多擔心這件事呢?
只要論點有正反兩面，就會有假訊息的存在。西元前1274年，拉美西斯二世並未在卡迭石戰役取得勝利。充其量是平手；但從法老為了慶祝勝利而建造的紀念碑上，你永遠無法猜到。凱撒對高盧戰爭的描述，既是政治宣傳，也是歷史敘事。進入到印刷時代也沒有比較好。1640年代英國內戰期間，新聞出版的控制崩潰，引發了對「惡毒和虛假小冊子」的擔憂。
網路讓這些問題變得更糟糕。假訊息得以用低成本在社群媒體上散佈；人工智慧讓假訊息的生產成本價低。許多關於假訊息的事情都很模糊，但在我們科學與技術的特別單元中，我們追蹤了假訊息是如何利用複雜的方式，在社群媒體帳號跟網站傳播的。比如說，俄國對歐倫娜的攻擊起於YouTube上一段影片，透過一個非洲的假新聞網頁發布，得到其他網站跟社群媒體帳號的支持。結果就成為貌似可信的假消息。
協助擴散的帳號，過去是發有關足球或英國皇室的推文來讓人追隨，在發出假訊息之前先贏得信任。許多對於假訊息的研究往往聚焦於某些特定主題、平台及單一語言。但事實上，大多數的活動以類似的方式運作。比如說，中國對南韓企業在中東的詆毀活動，看起來就與俄國在歐洲傳播假訊息的方式非常相似。
許多假訊息活動的目標並不一定是要讓你放棄支持某個政黨，轉而支持別的政黨。有時候目標僅僅是污染公共對話，或者是種下你對媒體、政府和真相可知度的不信任種子。因此，中國關於夏威夷天氣武器的謊言，或者俄國試圖隱瞞擊落馬航客機的角色，都透過數個互相競爭的敘事觀點來散佈。
種種的一切，都引發了人們對科技是否會使得假訊息無法對抗，進而威脅民主的擔憂。但有方法可以最小化和管理這個問題。
令人安慰的是，科技雖是促進邪惡的力量，也是促進良善的力量。雖然人工智慧使得假訊息的生產成本大幅降低，但也可以幫助追踪和檢測。即使假訊息活動變得更加細緻，擴散帳號都改變語言讓其更可信，人工智慧模型也可將看似相似的敘述檢測出來。其他工具可辨識出假造的音訊，來發現可疑的影片；或者利用尋找真實心跳、觀察額頭皮膚顏色的微妙變化來識別。
更好的合作方式也有助於解決問題。某種程度上，這個情況有點類似80年代的氣候科學。當時氣象學家、海洋學家和地科學家，感覺某些事情正在發生，但每個人都只看到一小部分。只有當他們聚在一起時，氣候變遷的現象才變得清晰。同樣地，學者、非政府組織、科技公司、媒體跟政府機構都無法獨自面對假訊息的問題。透過合作，他們可以共享資訊並辨別出模式，讓科技公司能標記、遏制或刪除欺騙性的內容。META在2023年底接到Google的通知後，讓一個位於烏克蘭的假消息網絡停止運作。
但要能更進一步了解，也必須要更能接觸到數據。現在的世界由演算法餵養，只有科技巨頭知道誰讀到甚麼。根據美國的法律，企業不需要將這些資訊分享給研究人員。但歐洲的《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 要求分享數據，或許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範本。擔心分享機密資訊的企業，可讓研究人員以程式的方式傳送，他們用該程式來跑數據，而不是將數據送出供人分析。
這樣的合作模式，在一些地方會比在其他地方容易實現。舉例來說，台灣被當成是對抗假訊息的範本。台灣可協助那些對政府信任度高、敵對外國明顯的小國。其他國家的資源可能沒那麼足夠，或對制度沒那麼有信心。可惜在美國，兩極化政治讓打擊假訊息的努力被描述成「強大左翼壓制右翼網路發聲」的陰謀論證據。
一個人的事實...
One person’s fact...
假訊息的危險性，必須要被認真對待，也必須更進一步深究。但要記得，這些都還擁有不確定性。目前很少證據能證明假訊息能影響選舉結果。數個世紀以來，有許多人嘗試操弄假消息，也有人想要相信。但社會通常都能找到方法應對。雖然今日的假訊息可能正在呈現出嶄新、複雜的形式，但還沒有表出自己是一種前所未見、無法動搖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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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Mar 7th 2024
當俄國入侵烏克蘭時，震撼了東亞的民主國家 — 台灣、日本跟南韓，都是美國的盟邦。隨著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三年，Banyan專欄在此時造訪日本，發現這對東亞政策制定者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在歐洲，人們討論的是烏克蘭在美國金援日益減少下，烏克蘭是否能堅持下去；或是川普可能的第二次總統任期。但如果烏克蘭輸了，對亞洲和平的後果將會是毀滅性的。普丁的勝利可能會讓中國更有勇氣用自己的方式重塑區域秩序。
對台灣來說影響最大。中國想要併吞台灣，若有必要將使用武力。對台灣人來說，普丁對烏克蘭做的事，跟習近平可能會對台灣做的事，兩者間的相似之處非常明顯 — 尤其這兩人宣稱他們「友誼無上限」。中國持續加大軍事力道，侵犯台灣的海空域。台灣政府在去年8月公布了史上新高的國防預算作為回應，相當於GDP總值的2.6% — 要嚇阻中國可能還不夠，但比例上已高於多數歐洲國家了。
新任總統賴清德承諾進一步增加國防支出。即將卸任的外交部長吳釗燮表明，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對亞洲也極為重要，意味著美國也會支持台灣。這種現實感也出現在其他地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放棄了對俄和解政策，加入西方制裁俄國的行列。日本計畫在五年內要將國防預算增加一倍左右。儘管官方上是和平主義，但事實上日本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接近承諾協助美國保衛台灣。美日韓的軍事聯繫不停地增強；韓國總統尹錫悅對支援烏克蘭彈藥持保留態度，部分原因是不想讓俄國跟北韓走得更近。但隨著北韓支援俄國彈藥，首爾的部分人士主張要更堅定地支持烏克蘭。
一個威脅是，美國國會未能幫烏克蘭提供資金，歐洲也無法彌補這項差額。這可能導致烏克蘭戰敗，進而傷害美國在亞洲震懾力道的可信度。另一個場景則與川普有關，他幾乎篤定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而他否認美國對北約的保證。他欣賞普丁，不喜歡烏克蘭，也不太關心台灣。日文短語，「如果川普もしトラ(回來了)」說明了這個關鍵問題。
在Banyan專欄各種討論中，有兩種可能性。最極端的情況，未來的川普總統將撕毀美國對亞洲盟國的安全保證。而作為回應，亞洲盟國將進一步保護自己。儘管國防預算飆高，但在沒有美國保護下還是很難抵抗中國的軍事威脅。因此他們可能在中期追求核武，以震懾中國。尹錫悅總統曾公開談論取得核武，但在美國增加威嚇(包括在亞洲更顯眼地展示核武)後停止動作。
因此同樣地，若被川普2.0拋棄，美國的亞洲民主盟邦，可能會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決定向專制中國靠攏，結束七十年來美國領導的區域安全秩序，並創造出中國的影響圈。這將是夢靨般的場景。
第二種 — 也是目前較可能發生的，是亞洲政治人物更加緊密地與美國合作，希望增加川普政府承諾亞洲安全的可能性。安倍晉三是這方面的大師，他在2012年至2020年間擔任日本首相，他與川普完美共事。2016年川普當選總統時，安倍成為第一位與他見面的外國領袖，之後又送了黃金高爾夫球桿給川普。在安倍的回憶錄中，他回想起跟川普強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有多重要。川普派的右翼人士中，有人認為烏克蘭分散了美國對真正威脅的注意力，這個真正威脅就是中國。美國主要的亞洲盟友可能會利用這種「讓美國再度強大」的思維、進一步增加本身的國防支出，以化解搭便車的說法。在廣闊歐亞大陸一端發生的事，正形塑另一端的估算。
原文

Economist Feb 15th 2024
80年代時，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建立了圍繞著市場及自由的新保守主義。今日的川普、奧班(匈牙利總理)，以及一群西方雜魚小丑政客，已摧毀那樣的正統新保守主義，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國族式、「反覺醒」式的保守主義。這樣的保守主義把國家放在個人之前。這些國族保守主義者益趨成為全球運動的一部份，他們有自己的思想家跟領袖網絡，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他們覺得自已現在是保守主義的代言人 — 而且他們可能是對的。
雖然也叫保守主義，但國族保守主義與雷根、柴契爾夫人的思想大不相同。他們沒有對大政府抱持懷疑態度，國族保守主義認為，一般百姓受到無情的全球化力量困擾，國家是他們的救世主。與雷根、柴契爾夫人不一樣的，還有他們厭惡將主權分享至多邊組織、懷疑自由市場被菁英操縱，也對移民抱持敵意。他們鄙視多元主義，尤其是多元文化類型。國族保守主義者著迷於拆解他們認為被覺醒運動及全球化污染的制度。
國族保守主義者被衰落主義吞噬，而不是充滿進步的陽光信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是為老派思想家，他曾開玩笑說「保守主義者是站在歷史前面，大喊停止的人」。相比之下，國族保守主義者是革命者。他們不把西方看作是山丘上的閃耀之城，而是崩潰前的羅馬帝國 — 墮落、敗壞，且即將在野蠻人入侵中崩潰。他們不滿足於抵制進步，還想摧毀古典自由主義。
有些人預期這些能夠平息下來。他們認為國族保守主義者並不一致，無法構成威脅。比如說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支持烏克蘭；匈牙利總理奧班則對俄國有好感。波蘭的法律正義黨反對同性戀；但法國的瑪琳·勒潘(Marine Le Pen)則較寬容。此外，對國家主權的著迷，將讓人們的處境更糟，貿易將崩壞、經濟成長停滯、公民權利受到箝制。選民一定會選擇恢復自由主義所創造的世界。
這是不可原諒的過度自滿觀點。國族保守主義是一種委屈政治：如果政策造成不良後果，領導人將把問題歸咎於全球主義者跟移民，並宣稱這證明了世界有多糟。儘管論述有種種矛盾，國族保守主義者能團結在針對共同敵人的氛圍下，包括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全球主義者以及所有他們認為該指責的對象。離美國選舉還有九個月之久，川普已經在破壞北約。
因為有望勝選，國族保守主義份子也值得被認真看待。川普在民調中領先，而歐洲議會極右派在6月的選舉中預期將表現出色。去年12月時，德國新選項黨(AfD)在民調中取得23%的支持，是歷史新高。堅定脫歐跟反移民的保守黨成員預期英國首相蘇納克會輸掉選舉，正密謀接管。到了2027年，瑪琳·勒潘很可能會成為法國總統。
民粹保守主義份子很重要，是因為當他們上台後，一切都會改變。藉由設法掌握包括法院、大學以及獨立媒體在內的國家機構，他們鞏固了對權力的控制。這就是奧班所屬青民盟在做的事。在美國，川普已赤裸裸地展現他的專制設計。為川普工作的人已起草一項政策，是一份掌控聯邦官僚機構的方案。制度一旦被弱化，就很難恢復。波蘭的法律正義黨在去年輸掉選舉前，也有同樣的議程。而打敗法律正義黨的中間偏右聯盟正努力地重新取回控制權。
那，老派保守主義者跟自由主義者該如何應對國族保守主義呢? 答案之一是認真對待人們合理的不滿。許多西方國家的民眾認為，非法移民是社會混亂、公共財政負擔的原因。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長大後，會比自己更窮困、擔心自己的工作被新技術取代。他們認為大學、媒體都被充滿敵意、左傾的菁英控制。他們認為幾十年來活躍的全球主義者是自私自利又傲慢的傢伙，這些人相信自己爬到體制上層是靠自己努力，但事實上，他們的成功是繼承而來的。
這些抱怨有其合理性，嗤之以鼻只會證實菁英階層與民意脫節。自由派跟老派保守主義者需要有所應對的政策。若非法移民被遏制，合法移民會更容易被接受。嚴格的都市規劃規則，讓房價高到年輕人無法負擔。非工會成員不得雇用(close shopes)的規則需要被打破。自由派若要實現他們聲稱想要的、真正開放的社會，必須要求菁英智識機構 — 一流企業、報紙和大學 — 體現自由主義的原則，不能屈服於審查跟團體迷思。儘管非自由主義左派跟非自由主義右派是死對頭，但他們在「覺醒」議題上互相支持。
為了破解國族保守主義者「生活方式受到威脅」的論述，自由主義者也必須支持某些反對者的意見。自由主義者不要只站在道德制高點，也應該認知到，左派也可能是非自由主義者。如果自由主義者過於謹慎而不敢對抗過激左派的行為，不敢捍衛言論自由或個人權利，那會嚴重削弱自己對抗右派的能力。自由主義者不應該把國族神話和象徵讓給政治機會主義者，也需克服對愛國主義的尷尬心態，那是出於天性對國家的愛。
自由主義的巨大優勢在於其適應性。廢奴主義、女權運動，打破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優越」的觀念。社會主義中有關公平、人的尊嚴等論點，協助建立了福利國家。古典自由主義中有關自由、效率的論點，則促成了更自由的市場以及對國家權力的限制。自由主義應也可以適應國族保守主義。但在這個時點，自由主義是落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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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9th 2022
我們姊妹公司經濟學人智庫(EIU)的最新民主指數顯示，全球民主狀況在2021年急遽下滑。這項調查根據五項指標，對全球167國的民主狀況進行調查、分級，分別是選舉過程和多元性、政府效能、政治參與、民主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調查發現，世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威權統治下，只有6.4%的人口享有完全民主。全球平均分數從5.37分，降至5.28分(滿分為10分)的新低點。這樣的降幅，自2006年後只有一次，那是在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連續兩年，疫情都是全球民主自由最大的壓力源。無論是民主或威權國家都透過封城、旅行限制來暫時箝制公民自由。許多公民願意容忍緊急規範和國家權力的擴大，但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贊成封城、強制疫苗施打等預防性政策的民眾，以及反對國家干預、反對減少個人自由的民眾間，分歧正變得更根深蒂固。至2021年初止，至少有86國舉辦過與疫情相關的示威活動；到年底時，反疫苗浪潮從奧地利蔓延到澳洲。
北歐國家繼續位居榜首前幾名，亞洲三國則緊追在後：原本每次都吊車尾的北韓，首次因緬甸政變和阿富汗塔利班的回歸而失去這個位置。政變也在非洲捲土重來。但按照民主指數的衡量標準來看，2021年跌幅最大的是拉丁美洲。該地區的民主根基薄弱，讓反自由民主的民粹主義者得以蓬勃發展；而眾多的選舉不一定保證民主能向前走。祕魯總統卡斯蒂約(Pedro Castillo)6月份以微弱優勢獲勝，對手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持續抗爭了數週時間。而尼加拉瓜11月的選舉則完全是一場騙局。智利被降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部分原因是政壇兩極化極其嚴重，降低了選民的投票率。而海地在總統喬摩依士(Jovenel Moïse)遭暗殺後，仍處於政治危機之中。
北美洲的表現也僅略好一些。儘管國會大廈發生騷亂、離任總統川普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但拜登的就職典禮仍順利進行，美國的民主得分僅下降了0.07分。加拿大遭受更大的挫敗，下降了0.37分。再次地，疫情限制是沮喪和不滿的主要原因。經濟學人智庫調查中，部分量化指標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其中數據顯示，只有 10.4%的加拿大人認為他們有「很大」的選擇和控制自由。更令人擔憂的是，有13.5%的人傾向於軍事統治。
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指出，2022年及日後對民主的一些威脅。加拿大分數下降，反映了民眾對現狀的不滿，進而想轉向非民主的替代方案。渥太華卡車司機示威造成的癱瘓，預示著可能發生更多的政治動盪。但對西方模式的民主來說，未來幾年中，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在經過四十年的快速成長後，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學人智庫預測，在十年內中國可能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如果中國缺席拜登舉辦的民主峰會告訴我們甚麼事，那就是西方各國並不打算參與其中。中國對被冷落的反應是，宣布美國的民主狀態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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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Dec 6th 2021
拜登相信「民主不是碰巧發生的。」「我們必須保護、捍衛、加強、更新民主。」他為此所做的努力，將透過美國本周舉辦的「民主峰會」展現出來。這個峰會將於12月9日至10 日透過視訊會議舉行。 在這次會議上，「全球多樣化的民主國家」將討論要如何防止威權主義的威脅、打擊貪污和促進人權。明年，各國將被邀請回來報告(希望是實體會議)如何應對這些威脅。拜登希望透過這個會議挺民主。他請了那些國家?
國務院11月24日公布的名單中，總共有110國。在做出邀請選擇時，拜登政府將自身利益擺在客觀衡量標準前面。每年，位於華盛頓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都會評斷全球各國的自由程度，並透過二十五個與政治權利、公民自由有關的標準給予分數，滿分為一百。接下來將各國分成「自由」、「部分自由」以及「不自由」三種國家。拜登的清單上涵蓋了幾乎所有「自由」國家(除了某些歐洲的微型國家)，將這些國家看作民主政體是很安全的做法。但其他的參與者，比如說尚比亞(52)跟摩爾多瓦(61)在自由之家的認定中，只是「部分自由」國家。三個清單上的國家則被歸類在「不自由」，包括剛果民主共和國(20)、伊拉克(29)跟安哥拉(31)。一些沒有受到邀請的國家，如玻利維亞(66)、獅子山(65)，排名都比上面那些國家好。(若用經濟學人智庫EIU的調查，也會出現類似結果。)
拜登政府在決定名單時還考慮哪些事情?為了增加地域多樣性可能讓伊拉克(29)、肯亞(48)跟尼日(48)進入名單。戰略考量也有一定作用；巴基斯坦(37)跟烏克蘭(60)的民主紀錄乏善可陳，但一個是美國重要的戰略夥伴，另一個則處於威權政體的占領威脅。台灣(94)是個缺乏國際認同，但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此次也受邀；這是中國對台灣威脅日益漸增下展現政治團結的信號。此舉激怒了中國(9)，中國譴責這個峰會，並可笑地宣稱自己比美國更民主。中國沒被邀請，俄國(20)、沙烏地阿拉伯(7)也沒有。沒受邀的國家中有幾個在近年因為民主倒退讓美國感到失望。包括雖然是北約盟國，但越來越獨裁的土耳其(32)跟匈牙利(69)。(匈牙利是歐盟中唯一沒有受邀的國家，這也讓匈牙利政府暫停參與歐盟活動，歐盟正好是拜登政府名單上第111位。)
這是一個綜合矛盾跟錯失良機的結果。印度(67)、巴西(74)跟波蘭(82)在近年自由之家的評比中，排名都節節下滑，但在政治意義上卻又太重要難以割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53)的分數，只比巴爾頓半島的鄰國科索沃(54)低一點，在國內政壇極化程度增加時也可以利用美國支持，但這次卻沒受邀。美國自己的分數下降，從2019年的86到2020年的83，比其他六十個國家還低。幸運的話，拜登政府明年可以被放在自由之家的進步名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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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13th 2021
當雷根總統泣說「推倒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時，大家都知道甚麼意思。有一座牆；而那座牆幽禁了東德人，必須傾倒。有天，這件事成真了。在民主與獨裁間奮鬥時，民主國家用平穩的話語說出事實，是極為重要的。獨裁政權永遠會說謊、掩飾自己的本性。民主國家則可以說出原本的樣貌。當決定要怎麼稱呼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時，需要將這件事記在心裡。川普政府的國務卿蓬佩奧，在他任內的最後一天，將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行為稱為「種族滅絕(genocide)」。雖然拜登在與習近平首次談話時，並沒有用到這個字眼，但他的政府持續用這個字眼，且英國國會議員也正考慮使用這個詞彙。但這是正確的嗎?
以一般對這個詞彙的認知，這並不是正確的形容。正如「殺人(homicide)」是指殺了一個人，而「自殺(suicide)」是殺了自己一樣。「種族滅絕(genocide)」指的是殺了一群人。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是極為恐怖的：關押了也許上百萬人在集中營裡，還自然地冠上了「職業訓練所」的名目、並強制絕育維吾爾族女性。但並沒有屠殺維吾爾人。
要稱為種族滅絕，必須符合一項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也就是犯下這種罪刑，不一定需要某特定人(國家)殺掉任何人。如果他們的目標是「摧毀(部分或全部)一個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群體」，那諸如「試圖絕育」或造成「嚴重身體和精神傷害」的手段，就符合這樣的說法。範圍多大則沒有定義。原則上，可以想像透過例如絕育婦女的手段，來毀滅掉整個族群。但如果在非比尋常的廣泛程度上使用這樣的措辭，那就必須非常小心使用。直到現在，美國國務院也僅把「種族滅絕」這個字眼用在大屠殺上。且就算是發生的當下，使用這個字眼仍有遲疑。因為擔心使用後，外界會期望美國介入。美國國務院稱盧安達發生種族滅絕的時間點，甚至是事實已造成之後。
因此可以說，美國的政治語言正經歷戲劇化的轉變，這對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產生深遠影響。若稱中國在進行種族滅絕，送出的訊息是表示中國政府正在進行最令人髮指的行動。但在此同時，美國政府又打算在全球暖化、抗疫及貿易上與中國談論合作。
一些行動家認為提高措辭力度是明智的。他們認為，這會激起有作用的憤怒，讓企業避開中國供應商、也讓各國杯葛明年的冬季奧運。相反地，也有可能事與願違。首先，這樣的措辭並沒有誇大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罪行；數不清的骨肉分離故事，以及維吾爾人活在恐懼中的情節，讓所有擁有人性的聽眾都會覺得驚恐。當中國漢人平民聽到這些事(某些人在中國快速禁止的Clubhouse聽到)時，也覺得可怕。相對地，如果美國做出類似大規模屠殺，但沒有證據的指控，愛國情緒高的中國人可能會更傾向相信中國政府的立場，也就是西方國家對新疆的謊言，只是為了汙衊中國這個力量逐漸上升的強權。
民主國家與中國打交道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鉅任務。中國同時是全球秩序的威脅，同時也是某些全球議題的重要夥伴，比如說氣候變遷。拒絕與中國接觸，將同時危害世界經濟以及整個地球。
拜登譴責中國的犯行是正確的，但他應該要如實行事。中國正犯下反人道罪行；在沒有大規模謀殺的證據下，指控中國種族滅絕，美國會降低這個字眼的獨特惡名程度。種族滅絕的行為，應讓該政府變成完全無法被接受的；但美國官員還是會繼續與他們指控犯下種族滅絕的政權打交道，這將會讓未來的種族滅絕施行者感到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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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Jan 30th 2021
一位東南亞外交官談到川普的下台，說「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亞洲各國領導人及政策制定者，從未像過去四年那樣懷疑美國支撐亞洲穩定、繁榮的能力。但談到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時，該外交官沮喪地說，「傷害已經造成了。」
造成這種傷害的部分原因是，亞洲的經濟成果歸功於開放、多邊貿易體制，但川普對這種體制抱持輕蔑的態度。川普妖魔化世貿組織，並讓美國脫離由十二個國家所組成的TPP。事實上，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首次放棄了亞洲的經濟領導地位。
與區域安全來說，川普不問美國可以為他們的朋友、盟邦做些甚麼，而問他們的朋友、盟邦可以為美國做些甚麼。川普威脅日本、韓國，若他們不願多承擔一些軍費，那美國將退出與他們的軍事同盟，並同時暗示所以美國隊亞洲的承諾，都不是永久的，也是有條件的。
川普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也對東南亞各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加入美國(時常是意識形態上)反中的行列。沒錯，幾乎所有國家都因為中國持續擴張而感到捆擾，包括對台灣以及南海的主權宣示。但中國在亞洲的存在太過巨大、緊密，也太有經濟利益，導致妖魔化中國對東南亞國家來說無法成為一個選項。
因此，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讓亞洲各國鬆了一口氣。川普通常對那些智庫轉任政府(或反向)的政策狂人感到不屑一顧，但拜登聘僱了一大群這樣的人。拜登手下的亞洲大將，有幾位名氣很大，尤其是坎貝爾(Kurt Campbell)，他幫助歐巴馬政府策畫了2012年的「重返亞洲」計畫，也將是拜登執行印太戰略的新負責人。日本內閣的外交政策顧問宮家邦彥說，「華盛頓回來了。」
但這樣的鬆了一口氣，也因為懷疑主義而減弱。前新加坡首席外交官考希坎(Bilahari Kausikan)說，這不代表美國的政策會回到「廣泛的容忍狀態」。考希坎認為，如果拜登政府的作法類似歐巴馬第二任，那會很麻煩。當時歐巴馬政府不願意展現力量；歐巴馬對習近平在南海的行動畫了紅線，但當習近平越線時，他甚麼都沒做。當北韓建立核武時，歐巴馬要求所謂的「戰略耐心」。川普團隊儘管造成一團混亂，但起碼他們了解力量的作用。很少東南亞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會公開讚揚美國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動；但私底下，也沒有任何人批評這件事。
對拜登政府最強烈的懷疑可能來自日本；日本領導人認為現在的中國政權，對日本來說是一種生存上的威脅，也比較傾向和共和黨合作。但拜登政府的近期發言，給宮家邦彥跟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拜登團隊在分析美國、亞洲面臨的挑戰時，與川普團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個政府主要的區別，在於拜登團隊所提出的作法。
拜登政府首席發言人莎琪(Jen Psaki)本周說，與中國的競爭，仍是定義「21世紀面貌」的重點所在。她補充說，「中國從事的行為傷害了美國勞工、削弱了美國的技術優勢、威脅到我們的盟邦，與我們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新任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更進一步，他將中國定義成美國最大的威脅 — 以及美國在亞洲的友邦。他並向日本保證，將履行美日安保協議，這是日本國防的基石，範圍包含了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尖閣諸島，中國艦隊常在該海域附近徘徊。
拜登團隊也說，中國要對經濟虐待(economic abuses)、強迫技術轉移、在全球組織中的霸凌行為負責 — 聽起來完全是川普時代的論調。拜登團隊似乎對蓬佩奧卸任前最後一刻的對台發言沒有任何問題，儘管這可能會激怒中國；蓬佩奧解除了長久以來對台接觸對話的限制。在此同時，台灣事實上的駐美大使蕭美琴，也高調地受邀參加拜登就職典禮。對台灣的軍售也繼續下去。
但新任美國官員還是強調與過去的不同。一項是更強的經濟、外交參與。莎琪跟其他官員不斷重複，將與聯盟、夥伴、盟邦合作 — 這在川普的劇本中，是失落的一頁。與中國對話之前，他們打算先聽取亞洲其他國的意見。他們想與東南亞國協(ASEAN)進行更緊密的交流，而川普忽略了該組織。為了對抗中國的擴張，美國不只仰賴美澳印日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打算加強東南亞盟邦的軍事力量。
拜登政府對亞洲保證的決心有多強，就代表了拜登政府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已有多低落。儘管做出種種努力，亞洲各國還是想問一個問題：美國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因為疫情而導致的經濟混亂、對民主制度的折磨程度，有辦法在未來幾年中恢復嗎?過去的華盛頓亞洲專家可能會回來，一如宮家所說的，但美國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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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Dec 19th 2020
在絕大多數的年份中，各國以不同方式進步著。但在2020年，早逝及經濟緊縮卻成為新常態，且大多數國家只希望不讓這種情況變得更糟。因此無法避免地，我們今年「進步最多國家」的清單中，也包括了一些沒衰退那麼多的國家。
可能很少人會說紐西蘭2020年的生活比2019年好；但病毒在那有被控制住。當僅有百例確診時，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就關閉了邊界、全國封城，並要求五百萬的紐西蘭隊友(也就是全國人民)對彼此寬容。紐西蘭全國只有二十五人喪命，且生活已或多或少回到正軌。橄欖球季以球迷得以入場坐收；可親的阿爾登總理在大選中獲得連任，且以紐西蘭幾乎不曾出現過的多數勝選。
台灣做得更好，僅有七人死亡，且經濟表現更強勢。先不提台灣是國家，還是僅能競爭「年度事實上自治領土」的問題；台灣不需關閉學校、商店跟餐廳就能把病毒隔絕境外，更沒有封城。台灣經濟是少數2020年還能成長的。同時台灣也展現了勇氣，即便中國無情地威脅，台灣仍拒絕退讓。中國政府常說台灣必將與大陸統一，更常派出軍機、軍艦、也比以往更靠近台灣。但在1月時，台灣選民拒絕了與中國親善的候選人，讓蔡英文連任總統；而她的政府也庇護來自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台灣不斷提醒我們，中國文化是可以與自由民主兼容的。(譯按：這邊我不同意。)
這些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疫情尚未結束，且一個國家的抗疫表現優異與否，可能因地理、基因上不同而難以判斷。島國會較好防疫；有些人群可能對冠狀病毒免疫。所以還必須考慮其他候選國。
美國在防疫上，表現地與英國、義大利、西班牙一樣差，但其曲速計畫讓疫苗在破紀錄的短時間內產生。而選民在11月時藉由拒絕川普總統連任，抑止民粹主義蔓延 — 這是另一種全球性的禍害。以一位現任總統來說，川普試圖推翻選民決定的努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他所指派的法官們，遵照的是法律而不是川普的命令。
玻利維亞的選民，也選擇了回到常態的方法。經過舞弊選舉、社會主義總統被推翻、暴力抗議示威、臨時統統無力的統治後，這個安地斯山脈旁的國家於10月進行了和平選舉，選出了技術官僚阿爾斯(Luis Arce)。
但今年獎落南非洲。智庫自由之家認為，從疫情爆發到9月間，民主、人權在非洲八十個國家中都是倒退的，唯一進步的地方是馬拉威。
想想之前馬拉威發生了甚麼，就能欣賞該國的進步。2012年總統過世時，消息被掩蓋，屍體被送到南非做「治療」，才能讓總統的兄弟有時間掌權。當時他的兄弟Peter Mutharika 無力掌權，但在兩年後贏得選舉並競選連任。當時的計票被操縱，選票上有修正液的痕跡。但反正外國觀察團隊不知為何承認了選舉結果。馬拉威人自彼時起，發起大規模示威，抗議選舉舞弊。馬拉威法官拒絕了賄賂，並廢止這陋習。6月進行了一場公平選舉，Peter Mutharika離開，讓人民的選擇Lazarus Chakwera上台。馬拉威仍然很貧窮，但其民眾是公民，而不是物體。因為馬拉威在一個威權地區恢復了民主，因此我們選為年度國家。
原文

Economist Dec 5th 2019
台灣海峽常被形容是一個可能的引爆點。越過了這段狹窄的海域，中國有數千枚飛彈指著那個他們認為是叛離一省的國家。但對那些在離岸風場海洋風電工作的人來說，台灣海峽則代表其他的東西。「那是全世界最好的風」，一位近期在台灣海峽工作，看著寶綠色水面上巨大渦輪風扇的工程師說。
當今年稍晚開始商轉後，海洋風電將是亞洲第一座中國以外的商業離岸風場，也是台灣海峽的第一座，其他還有許多在計畫中。台灣擁抱風電，與決定不再使用核電的決定有關。許多企業擔心這會使得台灣缺電，進而傷害到經濟。辯論有時候不是那麼守規矩：國會議員在立法院裡面大動干戈。2017年台灣北部曾發生一場大停電，但蔡英文總統仍堅持2025年達到「非核家園」的計畫。對於評論者來說，這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說明政治制度很容易受到有聲量的社會運動影響，無論是環保主義者還是反自由貿易者。這還凸顯了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民主是否對經濟繁榮有害?
中國很常聽到這種觀點。中國學者張维為的一篇文章寫道，「台灣二十年民主表現出甚麼?最重要的，看到經濟下滑。」但類似的聲音，在亞洲四小龍其他國家也有出現。南韓、台灣老一輩的人，對朴正熙和蔣經國保有一種懷舊之情，這兩位都是經濟上升年代的強人領導者。台灣富士康的創辦人郭台銘也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而民主也容不下他：他在發現沒勝算以後，決定不參加明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政治上較為自由的南韓跟台灣也不是那麼永遠光鮮亮麗。南韓自1987年有七任民選總統，三位因貪汙被起訴，一位自殺以躲避醜聞。台灣自1996年後的四任總統，有三位被控貪汙，其中一位最後被判刑十九年。怡諾·鮑威爾(Enoch Powell)是一位充滿爭議的英國政治人物，他曾說過，所有的政治生涯都以失敗作終。但很少跟南韓、台灣一樣慘的。
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的特首們，也不是宣傳非民主領導人的好例子。第一任特首提早下台、第二任最終入監、第三任因為太不受歡迎而沒有連任。在此同時，現任特首太不受歡迎，這讓原本是低調的普通地方選舉，這次實際上變成對她的不信任公投。多年來，新加坡一直嚴格地遵循精英主義的理想，但李光耀子女的內鬥，則揭露了菁英政治更醜陋的那面。
當這四個地方獲得四小龍稱號之時，都沒擁有過真正競爭性的選舉。自彼時起，有兩小龍已轉變成蓬勃的民主政體，另外兩小龍則沒有。因此，這樣的四重奏，提供了社會學家想要的那種變異，能測試不同變因的影響。台灣、南韓的喧囂政治，可以跟新加坡的「管理式民主」、香港的無代表性制度相比較，同時也可以跟自己過去不民主的時代做對照。這樣的比較又揭露了甚麼訊息?
南韓跟台灣在他們民主化前十年的經濟成長，比民主化後十年的經濟成長快。但香港、新加坡當時也比現在的經濟成長快。同樣都有經濟成長減緩的情況，因此不能單單怪罪到民主上面。新加坡最近的經濟成長比南韓、台灣快，但香港則通常成長地較緩。
更系統性的研究，也同樣地提出混合的結論。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於1996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提出了「令人不快」的結論，那就是太民主往往會對經濟成長產生(輕微的)負面影響。他推測，安撫多數選民所需的重分配，可能會降低投資和工作的動機。他的統計數據顯示，中等的政治自由度是最好的：實際上與新加坡現在享有的自由度差不多。
但較近期的經濟研究，則有更令人歡欣的結論，民主派人士可從中增強信心。MIT的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團隊計算出，長期來看，民主約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的人均GDP。原因之一是民主鼓勵開放性以及對教育、健康的承諾。自從新加坡、香港保持開放，並在教育和衛生方面投入巨資以來，已經得以複製一些完整民主政體才有的經濟利益。
沒有投票權的苦
Suffering without suffrage
根據阿齊默魯團隊的研究，民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還有緩和社會動盪。四小龍最近的經驗證實了這個說法。2016年南韓人民發現，朴槿惠總統被一位神秘的顧問操縱。這個發現引起了上百萬人上街抗議，就如6月起抗議大陸影響而上街的成千上萬香港人一樣。
但在民主南韓，政治制度能圍繞著問題本身，並加以解決。立法機關開始正式彈劾程序；憲法法庭維持這樣的裁決；朴槿惠下台並入獄；接著舉辦選舉找尋繼任者。但在香港，特首林鄭甚至沒有讓自己下台的權力，她在一場與商界人士的會談中，坦承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進。
因為香港不成熟的政治體制無法處理抗議者的憤怒，於是交由警察來處理。這個任務讓警察同時覺得不滿又充滿權力。他們是香港政府唯一的工具，所以政府不敢得罪警方。這樣的恐懼，讓香港政府無法針對警察的不當行為展開有公信力的調查。但沒有問責制度，更激怒了抗議群眾，一些群眾認為如果法治無法落實在執法者上，那也沒甚麼理由尊重法治了。這樣的對峙讓經濟陷入衰退，可能會持續到明年。無論民主是否有助於經濟成長，渴求民主卻未得到滿足一定會傷害經濟。
毫無疑問，僅有數十年歷史的民主四小龍一定很辛苦。台灣的海洋風電被當地媒體批評造價過於昂貴，並必須經過八項詳細的環境評估。最大股東沃旭(Ørsted)的亞太總經理柏森文(Matthias Bausenwein)認為，此過程「比歐洲還細」。但在經歷這些戲劇性過程後，他認為台灣對風電的承諾是堅定的。
無論如何，台灣的立委有新的事情需要吵。2018年新爆發的爭執，是年金改革。但無論有沒有發生鬥毆，亞洲四小龍都面臨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高齡化的人口，以及該如何應對。
原文

Economist Dec 7th 2019
亞洲四小龍 — 香港、新加坡、南韓跟台灣 — 一度驚豔經濟世界。從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他們穩定地達到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上一輩多是農民與勞工，但孫兒輩生活在全球教育水準最高的地方之一。亞洲四小龍最初生產棉質襯衫、塑膠花和假髮。沒過多久，他們開始生產儲存晶片、筆記型電腦跟衍生性金融商品。在這個過程中，亞洲四小龍為何成功，也引發了激烈的學術辯論。有一些人認為是因為政府的領導；另一派人則歸因於競爭市場。
然後世界不再關注四小龍。亞洲金融風暴摧毀了神祕感，中國成為發展新星，即使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是跟隨著四小龍的路子。四小龍看起來似乎有些步履闌珊，今年美國的經濟成長可能比這四個地方都快。
他們似乎都有棘手的問題要處理：台灣的工資停滯不前、韓國被寡頭大企業統治、新加坡底層階級的廉價移工，以及最具爆炸性的香港政府；究竟香港政府會不會，或能不能聽取人民的聲音。
但如果要一把抹消亞洲四小龍是錯誤的。仔細觀察他們的經濟紀錄，會發現與瀰漫其中的憂鬱相反，亞洲四小龍還有很多值得誇耀的地方。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 parity, ppp)來看的話，人均GDP的軌跡還是很令人印象深刻。他們在很久之前就通過所謂中等所得陷阱的泥淖，且南韓在今年也會將成為第四隻在人均GDP上超越日本的小龍。帝國日本曾統治過南韓，也是南韓的經濟導師。
他們與美國的差距也有進展。新加坡在90年代就超過了；香港則在2013年達到美國的水準；另外兩國也縮小差距。實際上，在過去五年中(2013-2018)，新加坡與香港的人均GDP的成長速度，比任何一個排在他們前面的國家都快。而除了幾個例外，這個現象也適用在台灣跟南韓身上。
他們的經濟成熟度值得再度獲得關注。他們都面臨許多與西方世界類似的問題：如何降低分配不均；如何提高生產力；如何應付高齡化；以及如何在中美之間取得平衡。他們無法回答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們確實有新穎的方法(儘管有時有些愚蠢)；這些方法本身的確具有啟發性。
這份特別報導將檢驗亞洲四小龍不斷變化的經濟體質，以及提出四大主張。第一，亞洲四小龍的許多問題，來自經濟成功，而非來自經濟失敗。多年來，儘管人工跟土地成本穩定上升，他們還是能捍衛自己在全球出口份額上的地位。但現在，他們很難再擴大出口，因為全球的需求減緩。他們也在許多產業屬於技術領先者，這樣讓技術革新變得更困難：他們不再追趕全球最佳的實踐方法，而是試著重新改造。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宣稱，和諧及穩定是「亞洲價值」中最重要的。亞洲四小龍仍珍視這些價值(又有誰不是?)，但許多他們的公民，視公平性為這兩者的前提。這樣的觀察，帶出這份特別報導的第二個主張：當複雜的公民群體渴望民主，要阻礙這股渴望的力量通常不智又不公。有些人認為，台灣跟南韓的政壇亂象(包括高階官員的貪污案件、國會的吵鬧及黨派意識強烈的媒體)阻礙了這兩國的成長，但經過適當的檢驗後，這兩國的經濟紀錄，並不支持這樣的論述。相反地，香港的例子已經明顯告訴我們，缺乏民主是種嚴重的負債，會播下不滿、不信任的種子。
第三，亞洲四小龍的䇔弱社福制度，也成為一種阻礙。傳統上，他們的領導人擔心，重分配跟社會支出會減少人民工作的動機。但社會不安全感，卻也有可能降低人民接受技術革新的意願。隨著亞洲四小龍的高齡化，他們的政府也會面臨更大的壓力，要把經費花在年金及健保上。同時也要降低年輕人不想生育的障礙。簡單來說，亞洲四小龍沉迷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必須要改為對經濟成長友善的福利型國家。
最後，亞洲四小龍是世界其他地方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他們受全球循環影響異常深刻：科技、金融、地緣政治等。製造業為主的小龍，主導了科技供應鏈的狹小部分，僅專注在對高速5G、大數據儲存處理有極大影響力的晶片。在此同時，香港跟新加坡則是把自己當成世界與中國的金融橋梁，這讓他們對中國的成功跟失敗都高度敏感。且四小龍都仰賴著地緣政治的平衡，必須隨著美國 — 這個現今的超級強國 — 的腳步，來調整競爭對手。
即使處於上升階段，這些循環都很難控制。金融繁榮、科技，會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比如說南韓的晶片鉅子或香港的地產大亨。下降趨勢時，威脅甚至更大。在過去二十五年間，已有兩次金融風暴衝擊亞洲四小龍。智慧型手機、電腦的半導體需求熱潮最近開始降溫，這會傷到南韓跟台灣。但地緣政治才是最令亞洲四小龍擔心的：中美的「新冷戰」，將動搖亞洲四小龍的繁榮與安全基礎。
以方法論上來說，這份特別報導想提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把這四個地方放在一起討論有道理嗎?四小龍中有兩個是城市；另外兩個則是中等規模的國家(台灣人口超過兩千萬；南韓則超過五千萬)。兩個是聯合國成員；一個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另一個則存在於外交孤冥界中。台灣、南韓是狂熱的民主政體；香港、新加坡則不那麼相信選舉制度。有兩個仍仰賴製造業；另外兩個則是高階服務提供者。
儘管有各種不同，他們還是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將各種波動算進來，他們都是世界上最開放的貿易經濟體之一。即使在生活水準不斷提升的同時，他們仍保持高就業率及高儲蓄率。而儘管程度不同，他們也在中美間被拉扯著。四小龍都面臨複雜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源自於過去半個世紀的快速經濟成長。他們也都達成繁榮卻不自滿、有財富卻仍勤勞。他們想保持在頂尖的努力不一定保證能成功，但他們一定令人著迷。
原文

Economist Nov 4th 2019
對想追蹤世界各地抗議行動的人來說，很難跟上速度。在這幾個星期中，各大洲都發生了大型反政府示威遊行，有些和平、有些則否：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加泰隆尼亞、智利、厄瓜多、法國、幾內亞、海地、宏都拉斯、香港、伊拉克、哈薩克、黎巴嫩及其他。11月1日巴基斯坦也加入了，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在首都伊斯蘭馬巴德，要求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在四十八小時內下台。
也許這是繼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席捲亞洲、東歐的「人民力量」之後，全球憤怒情緒再度同時爆發。在那之前，僅有60年代後期示威活動所牽扯的國家跟人民數量能相比擬。
但即使在那些時候，這兩股全球示威的風潮，看起來關聯也較緊密，不像近期的是毫無連結和及自發性的。許多國家的抗議群眾有著類似的不滿和目的，近期的抗議，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主調。巴基斯坦正好說明了其中的三項：經濟上的不滿(通貨膨脹及IMF要求撙節)；認為官員腐敗；指控選舉舞弊(去年伊姆蘭·汗勝選組成政府的那場選舉)。
但這些，看起更像是巧合而不具有一致性。抗議的起因各有不同：黎巴嫩是因為將針對諸如WhatsApp的語音服務課稅；香港則是因為準備立法將犯罪嫌疑人遣送中國；在加泰隆尼亞，則是因為獨立派被判長期徒刑；在英國，群眾則要求舉辦第二次脫歐公投。雖然不能代表世界各地的抗議者，但如果他們要有一句共同的口號，應該會是馬龍白蘭度1953年那部在英國被禁的電影「飛車黨(The Wild One)」。當馬龍白蘭度被問到在反抗甚麼時，他回說：「那你又得到甚麼?」
雖然辨別抗議的模式很困難，但並沒有讓專家因此停手。廣義來看，成因分為三類：經濟、人口和陰謀論。
經濟解釋論認為，即使對生活水準影響很輕微的因子(比如說智利把地鐵票價上調4%)，對努力活在分配不均社會的人民來說，也誠如最後一根稻草。而對左派來說，這是失能、注定失敗資本主義的最新力作。比如澳洲社會主義期刊紅旗「Red Flag」就以這樣的觀點看事情：「四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蹂躪了一個又一個國家；這些政策就是設計來讓廣大工人、窮人為此制度中日益加重的危機付出代價。」
即使自由市場的信徒，也看到各國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均問題而一同不滿。他們指出，智利一直以來是拉丁美洲的避風港(但其實以某些指標來看，智利是OECD中分配最不均的國家)，現在局勢不穩到必須要取消兩場在聖地牙哥舉辦的國際會議。
人口解釋論則認為，大抵上抗議活動是青年所發起，人口組成非常年輕，中位數不到30歲，三分之一小於20歲。這樣看起來，這些人在青少年或20歲初期時，目睹了2007-08年的金融危機。用人口統計學來說，這可能是造成大蕭條的原因。歷史學家星期日泰晤士報Niall Ferguson更進一步，將現在與60年代相比，說由於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這兩段時間都有「過剩的高教青年」，讓畢業生比工作機會多。
至於陰謀論；政府當然會認為抗議活動是由險惡國外勢力所煽動跟操縱的。中國外交部在7月時說，香港的抗議活動是「美方作品」。拉丁美洲則有一種理論說，騷動是古巴、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政權在背後煽動，目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問題的注意力。
經濟論、人口論，甚至是外界介入論，也許在某些抗議活動中扮演了某種角色。但真的要一致解釋的話，卻沒有任何一種理論站得住腳。全球經濟的確面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跟十年前世界經濟在蕭條邊緣、失業率陡升比起來，還沒那麼嚴重，當時上街的人都還沒那麼多。抗議的主導者是年輕人沒錯，但一些活動令人吃驚的特色是，許多示威者 — 從倫敦的「留歐」到香港的反中 — 中老年人也一同走出來。至於外國勢力干預，除了那些網路上最瘋狂的邊緣人以外，沒什麼人真的相信有某種全球力量在背後操縱。
因此，追求一個統一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畢竟當你觀察更早期的抗議浪潮，你以為的相關性其實也只是一種虛幻，這些浪潮也比假設地更多樣化。60年代晚期的全球動盪，包括以追求毛澤東個人崇拜為他贏得黨內鬥爭為目的的中國紅衛兵，以及留長髮、吃迷幻藥、性濫交的西方年輕人。這中間還有反越戰的示威、反蘇聯對東歐統治的示威，以及大學中不願意上課的無聊堅持。即使是二十年後發生的人民力量革命，他們的不同之處也跟類似之處一樣顯眼。比如說菲律賓馬可仕、南韓全斗煥的右翼強人，跟東歐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羅馬尼亞強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波蘭強人)就相去甚遠。
要找尋答案，也許要回到第一個大原則並問：是甚麼讓人們帶著怨氣上街頭?有兩個原因很少被提及，由於有法律、身體上的危險，抗爭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更刺激，甚至更好玩；且當其他人都在做這件事時，團結儼然成為一種風氣。每波抗議風潮，都有模仿要素在內。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抗議行動組織、傳播及持續的方式。諸如Telegram的加密app服務，讓抗議者的資訊傳播速度，比政府當局快一步。新的符碼、技術則像野火一般傳播。香港抗議的主題曲上線後沒多久，幾間購物中心就因為大規模的自發合唱而癱瘓。
第三個明顯的示威理由是，傳統的政治渠道已經失效。在80年代的抗議行動中，目標通常是最多只能進行假選舉的專制政府。在無法投票的情況下，街頭是唯一展現「人民力量」的場所。今年的一些抗議活動，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抗議阿爾及利亞的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或蘇丹的巴席爾(Omar al-Bashir)。但顯然一些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受到影響。
在今日的環境下，民眾可能會因為許多原因而有很深的無力感，認為他們的投票沒有用。其中一個例子是，越來越多人關注的環境議題，特別是氣候變遷這塊(雖說有些抗議行動是因為要課徵某些環境稅所引起，比如說想減少能源消耗而增加的稅)。要解決碳排放的議題，需要全球合作。單靠一國政府不夠，更何況是一張選票了。第二個，必須再度提到社群媒體。社群媒體傾向於放大那些同意你的聲音，意見不同則會被靜音，進而讓人們變得更加相信「不傾聽」的力量。第三個原因，則跟不寬容的情況越來越多有關，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弊病 — 通常勝選者並不一定在普選中拿下多數票，而輸掉選舉的人，在下次選舉前必須接受贏家制定的規則。
但這不是甚麼特別令人感到有希望或有幫助的結論。沒有甚麼跡象顯示這樣的趨勢會緩解。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這個第三波抗議風潮都不太可能是全球革命的前兆，只會是一種新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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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4th 2019
即使在愚人節那天，新加坡政府也沒心情開玩笑。法務部長K. Shanmugam對議員發出警告，說明不受管制演講的危險。他給了議員們一份「令人不快的歌詞」清單，這份清單包括了Lady Gaga以及小天后亞莉安娜。沒過多久，為了抑制假新聞，新國政府在議會中提出一項法案。如果這項法律通過，可能會成為世上影響最深遠的法律之一。這項法律規定，那些因在網上傳播「虛假陳述」而被判有罪的人，將面臨高達一百萬新幣(約七十四萬美元)或最高十年徒刑的懲戒。臉書、推特等社群媒體網站，將被要求拿掉或公開更正政府認為是假新聞的文章。
雖然沒有多少亞洲政府打算跟新加坡管得一樣館泛，但許多政府表示，他們正在尋找箝制網路假消息的方法。在亞洲獨裁者心中，這通常是打壓批評的暗號。泰國軍政府總理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最近譴責社群媒體是「錯誤思考」的溫床 — 他似乎在抱怨上個月的選舉，雖說那場選舉也是他所操縱的。帕拉育已準備實施幾項法律，允許泰國政府監督和遏制網路上的異議。
對動機更純粹的政府來說，要在公共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是很困難的。台灣正在擔心中國的假新聞行動；台灣指控中國試圖操縱台灣選舉。本周，台灣宣布禁止中國的串流影音平台服務。而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因為被批評對付假新聞不力，在4月2日辭職。
在此同時，為了日前的紐西蘭大屠殺案，澳洲國會在這個星期通過了一項嚴厲的新法。當時在臉書上的直播，試圖分享的次數超過了一百萬次。這項法律允許澳洲政府懲罰未能刪除恐怖主義、強姦或謀殺行為等素材的社群媒體，罰款可高達年營業額的十分之一。如果該公司沒有努力撤去這些貼文，那麼無論是澳洲或境外的高層都可能被判入獄。
批評者認為下個月面臨選舉的澳洲政府，企圖利用紐西蘭的屠殺事件來恐嚇大眾。這項法案僅花了一個週末就完成，在議員要回到選區、開始選舉活動的短短三天內就通過。這項法案沒並沒有規定，有關內容要多快下架。即便有一堆粉絲團主、版主，加上最新的人工智慧，社群網站也很難馬上拿掉所有令人不快的訊息。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Fergus Hanson指出，要遵守這項法令是「不可能的」。
但至少哪些種類的內容有爭議，還比較容易判斷。新加坡的新法賦予部長們權力，決定哪些資訊是假消息、有損公眾利益。這包括了任何可能損害「公共秩序」、「新加坡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以及「大眾對新國政府某方面表現的信心」的非真實訊息。新加坡政府堅稱，新加坡人還是有權表達任何他們想表達的意見。但Lady Gaga跟亞莉安娜的虛擬歌詞，算是意見還是假新聞，新加坡政府則沒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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