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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21st 2024
2017年時，馬斯克曾稱川普是「騙子」、「世上最會胡扯的人之一」。如今，他在海湖莊園被稱為「伊隆叔叔」，並成為這位新任總統的核心團隊。他們在這星期共同觀賞了火箭發射。世界上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以及最富有之人所組成的聯盟，創造了一種雙方都希望用來產生爆炸性影響的權力集中：大幅減少官僚主義、顛覆自由派的正統觀念，以及以成長之名放鬆管制。
川普有民意授權來進行這樣的顛覆。雖然美國經濟表現強勁，但不管是一般大眾、華爾街還是矽谷，都對政府的開支過度和無能感到沮喪。他們有理由感到如此。國家確實需要一次全面性改革。然而，由馬斯克主導的改革可能會為美國帶來一個新的問題：興起危險且腐敗的寡頭政治。
協助川普贏得大選的數週後，馬斯克迅速攀上權力的巔峰。川普任命他進入一個名為「政府效率部(DOGE)」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削減政府支出。馬斯克已經開始與外國領袖聯繫，並對內閣任命進行遊說。在美國歷史上，商業鉅子對政治產生巨大影響並非首次。19世紀時，像洛克斐勒這樣的強盜貴族控制了經濟；而在20世紀初，聯邦儲備系統尚未建立時，J.P.摩根曾以一人中央銀行的角色存在過。
與19、20世紀的大型壟斷企業相比，馬斯克的公司更全球化，利潤佔GDP的比例也較低。馬斯克旗下的企業市值，僅相當於美國股市的2%。其主要業務包括特斯拉 (電動車)、SpaceX (衛星通信與火箭事業)、X (前身為Twitter) 以及 xAI (最近估值達五百億美元的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這些公司大部分的市佔率都低於30%，且面臨真正的競爭。《經濟學人》估計，馬斯克個人三千六百億的財富中，10%來自美國政府的合約與補貼，15%來自中國市場，其餘則來自國內外客戶。
馬斯克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一名顛覆者。與其透過壟斷來提高價格，或像J.P.摩根那樣建立穩定的銀行系統作為金融基礎，馬斯克旗下的企業更常利用科技在競爭市場中大幅降低成本。這種顛覆是馬斯克彌賽亞式信念的核心，他相信創新可以解決人類從氣候變遷到火星殖民等棘手挑戰。實現這些遠大目標，靠的是一位天才不斷思考改善工業流程。他渴望能更自由的行動，這也說明了為何他蔑視許多正統觀念，包括他所認為的「覺醒主義」之從眾行為。官僚放任美國太空發射市場被軍功業把持，而只會照章行事的加州監管機構負責監督特斯拉工廠，他認為這些都是政府成為經濟成長阻礙的例子。
川普和馬斯克都希望顛覆整個聯邦政府。馬斯克表示，政府效率部也許會把聯邦總預算削減兩兆美元(整年度預算為七兆美元)作為目標，並廢除許多機構。很容易被嘲笑說這樣的目標過於天真 — 兩兆美元比所有裁量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不同於法定支出，需經過國會審議及撥款)總額還高。但在財政赤字佔GDP的6%、國債接近100%的情況下，改革確實勢在必行。老化的五角大廈正辛苦地進入無人機和AI時代。而現今企業的遊說行為，也是為何聯邦法規已增至九萬頁(接近歷史新高)的部分原因。即使馬斯克僅實現其自由化目標的一小部分，美國仍可能獲益良多。
但這樣的改革有著哪些危險? 其一是裙帶主義和貪污。川普是經濟民族主義者，而由於與中國的競爭、太空軍事化及跨國資訊戰，馬斯克所處的行業，已成為戰略領域。靠近權力核心可能使他扭曲法規、關稅，並壓制各領域的競爭對手，包括汽車、加密貨幣、無人車跟AI等。自9月以來，馬斯克旗下企業的總值已上升50%，達到1.4兆美元，遠遠超過市場和同行，因為投資者賭馬斯克與總統的關係能帶來特殊利益。
在此同時，馬斯克也可能失誤，尤其是在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他在外交事務上的判斷已被看出不穩定，例如直接干預烏克蘭使用星鏈(Starlink)衛星服務的方式，並將台灣的地位比擬成夏威夷。他對鎂光燈、陰謀論以及社交媒體的熱愛令人擔憂。而他的個人財富中有五百億美元與中國綁在一起，特斯拉一半產能在中國；他顯然會成為操縱的目標。
他也有可能在開始前就失敗，因為川普和馬斯克本身是易燃組合。川普喜歡任意解雇人，而這位科技大亨也經常與管理層、合作夥伴的關係迅速破裂。將矽谷的自由意志主義、科技烏托邦主義，與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民族主義結合，本來就極具不穩定性。改革政府需要耐心和外交手腕，而這些並非馬斯克的長處。
另一星球
On another planet
如果最後馬斯克的政治生涯短暫，仍可能留下兩個持續且有害的影響。其一是讓政治家遠離政府改革。在他被任命後，政府改革的目標，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如果他推行的是一個草率計畫，並以慘敗告終，那麼削減支出的雄心可能會被延遲數年。
另一個影響，則是讓政治家與富豪勾結成為常態。隨著國家干預貿易、產業政策和技術的擴大，俘獲國家(state capture，利益集團把持政府機關創造對自己有利的環境)的誘因正不斷增加。同時，川普用的方法，是減弱制度和規範，而這兩者原本是為了防止利益衝突的。美國離新興市場的模式當然還很遠，但如果寡頭大亨經常與擁有權勢的政治人物合作，國家將遭受嚴重損害。過去這種情況曾被認為不可想像；但不再如此。
原文

Economist Oct 24th 2023
在哈馬斯闖過加薩安全圍欄，造成超過1,400人死亡、220人遭綁架之悲劇的三天後，美國最現代化的航空母艦福特號與其戰鬥群一同抵達東地中海。以艾森豪號為首的航母打擊群也正前往中東，應會靠近伊朗戒備。也調派戰鬥機跟防空系統到該地區，而部隊也做好了準備。
美國展示了他們可在遠離本土之處，進行快速且大規模的驚人軍事佈署能力。這樣的展示傳遞了兩項訊息。對伊朗及其代理人：不要輕舉妄動；對以色列：你不孤單。若戰事有擴大跡象，美軍可能會被下令行動。以色列正在為地面行動做準備；約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動正在加劇；以色列跟真主黨(黎巴嫩的什葉派民兵組織)間的砲彈駁火，預示著開啟第二戰線的可能性。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警告，針對美軍的攻擊，有明顯升級的可能性。三天前，美國軍艦才在紅海擊落葉門胡希民兵(Houthi，與伊朗結盟)對以色列發射的飛彈及無人機。伊拉克、敘利亞的美軍基地也持續受到火箭、無人機的襲擊，推測是由伊朗代理人發射的。大西洋理事會(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智庫)的Matthew Kroenig認為，「這是冷戰以來最危險的時刻。如果伊朗跟真主黨介入，美國可能會被迫做出回應。而中國是否認為此時是對台灣進行某種行動的好機會呢?」
這讓拜登即將成為一位非想像中的戰時總統。他在最近的電視演講中告訴美國人，全球正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走向。」他並未言過其實。
當美國去年採取行動，幫助烏克蘭抵禦俄國入侵時，許多人懷疑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嚇阻中國對台灣的可能攻擊。這個問題現在更加尖銳，因為美國同時正尋求保護以色列。在拜登的眼中，幫助朋友不僅是可能的，且是必要的。拜登稱「美國領導力是維繫世界穩定的力量」，還說「美國盟友保障了我們(美國)的安全」。
懷疑的聲音仍存在。學者爭論著，世界是否正從冷戰後由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轉變為由中國取代蘇聯對抗美國的「雙極」世界，還是有數個強國為中心的「多極世界」，如果是，又是何時開始? 哈佛學者Joseph Nye將國家實力定義為三個面向：軍事、經濟和軟實力，亦即能讓他人服從你意願的的能力。
從軍事角度來說，美國仍是巨人。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數據，在市場匯率下，美國佔全球國防支出的39%。在經濟方面，全球的雙極程度是冷戰時期未出現的；中國的經濟產出在市場匯率下略小於美國，但在購買力平價後會超過美國(但美國人仍比中國人富裕得多)。軟實力難以衡量，但Matthew Kroenig認為，以這個面相來看的話，全球更具多極性。
但美國在中東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個概念是由已逝的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所提倡。美國是唯一一個有能力，且願意在中東領袖間進行調解並發揮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確保在加薩開設(仍不足夠的)人道走廊。前美國常駐北約代表Ivo Daalder指出：「北京的電話沒有響、莫斯科的電話沒有響；只有華盛頓的電話熱線不斷。」
雖然有這麼重要的地位，但三位阿拉伯領袖卻掛了拜登的電話，他們分別是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埃及總統塞西(Abdel-Fattah al-Sisi)、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拜登原訂在拜訪以色列後，於10月18日在安曼會晤三位領袖。但在前一天，加薩的一家醫院發生爆炸，造成數十名或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巴勒斯坦人認為這是以色列的空襲；以色列則說這是巴勒斯坦自己的飛彈誤射。拜登假定相信以色列的說法(之後更確認說以色列不需為此負責)。但阿拉伯領袖不買單，阿巴斯宣布哀悼三天後返國，取消了峰會。此時美國看起來可有可無。
不是拜登想開始的地方
Not where he would start
但拜登上任後的首要任務是振興美國經濟。他繼承了前任川普總統的保護主義思維，增加大量的補貼跟產業政策，想推動綠色能源科技跟半導體製造的發展。令人雀躍的是，美國經濟與其他先進國相比，表現較出色。拜登希望這些政策能降低政治、社會的極化，因為這兩者的極化是民粹主義的溫床。他還希望這些政策，能讓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加深自己的實力。國安顧問蘇利文稱現在是「一個相互依存時代的競爭」，指出外交政策與內政是前所未有地相互關聯，比如說努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以及限制中國接觸先進技術等。
在國際事務上，拜登試著恢復與盟國的關係，這是川普不願或故意不做的。他更新了與俄國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 agreement)，限制長程核武的數量，作為與普丁建立「穩定、可預測關係」的一部分。
改變焦點
Changing focus
最重要的是，拜登外交政策意味著在中東採取更少的行動；這地區曾耗費歷任美國總統的經歷。拜登試圖結束伊拉克、阿富汗的「永恆之戰」。他也承諾重返與伊朗的核子協議，抑制伊朗潛在的核子威脅；歐巴馬在2015年曾與伊朗簽署這項協議，但川普在2018年廢止。拜登曾稱沙烏地阿拉伯應被以「賤民(pariah)」對待；也重申美國長期支持「兩國方案」，意即在以色列旁建立一巴勒斯坦國，但他並沒在這方面付出甚麼努力。
但他的舉措並未成功。別說是穩定跟可預期了，普丁入侵烏克蘭後，與俄國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資訊交換就停止了。美國混亂撤離阿富汗，讓塔利班立即重新掌權。在此同時的波灣地區，中國因為協助恢復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關係而受到讚賞，似乎填補了美國漠不關心所留下的空白。
拜登在去年7月曾飛往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與王儲沙爾曼(Muhammad bin Salman)和解；沙爾曼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的實際掌權者，但拜登未能說服他協助穩定石油價格；相反地，沙烏地阿拉伯與俄國達成生產協議，讓石油價格維持在高水位。此外，拜登在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的議題上，設下了高標準：實現的條件包括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做出讓步、與美國簽訂相互防禦協定，並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建立鈾濃縮設施，抵銷伊朗的核子威脅。拜登政府通常以善意地忽略作為退讓。「今天的中東地區比過去二十年都要平靜」，蘇利文曾這樣發言 — 就在哈瑪斯進行大屠殺的前幾天。
美國企業研究院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Kori Schake表示，美國在全球的盟友，尤其是亞洲地區，提出了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首先，美國的資源跟專注力是否會轉向中東? 另外，美國是否在一個又一個的危機中喪失了決心? Kori Schake認為，「如果我們允許俄國侵略導致歐洲不穩定，或是讓以色列遭受恐怖攻擊，亞洲盟友會認為我們不關心其他任何問題。」
美國作為盟友的可靠度，取決於可信度跟實力。由於美國有眾多盟國，學者們一直在討論可信度的重要性；未能履行對某一盟國的承諾，是否會影響到對其他盟國的承諾? 舉例來說，越戰撤退並未傷害美國捍衛西歐的決心。西方國家之後贏得了冷戰。
近期的問題是，美國匆促離開阿富汗，是否損害了美國的可信度，進而鼓勵俄國入侵烏克蘭。前北約指揮官Tod Wolters去年曾認為這是造成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因素之一。但蘇利文堅持，事實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增加了我們應對俄國入侵烏克蘭及潛在台灣危機的戰略能力」。
至於軍事實力，美國必須向烏克蘭跟台灣供應武器，現在還多一個以色列。這引發了疑慮；美國的國防產業是否能滿足這些國家以及自己國內的需求? 通常美國會提供不同的武器給這三個國家，但有些需求是重複的，比說155mm榴彈，現在就供應不足。據報導，美國已將一批原本打算提供給烏克蘭的彈藥轉給以色列。烏克蘭戰爭已告訴世人，國與國間的大規模衝突，會消耗大量的彈藥。台海兵推顯示，美國將迅速耗盡對中國入侵最有效的長程反艦飛彈。
這些問題可以用時間跟金錢解決，但由於美國的極化、國會的癱瘓，這兩者都不足。共和黨，尤其是川普的「美國優先」傾向，越來越不願意美國投入烏克蘭戰爭。此外，自從前眾議院長麥卡錫下台後，就一直無法通過法案。
拜登希望跨黨派對以色列的同情，能解開目前的困境。他已要求國會撥款1,060億美金的國安支出。為了避免國會未來對烏克蘭支持的分歧，拜登希望烏克蘭分配到610億，幫助度過美國紛擾的2024年選舉季節。為了讓這提案更具吸引力，拜登用包裹式提案，包括140億援助以色列；20億對印太地區的軍事裝備轉移(應該是對台灣)；針對美國南方邊境的各種設施有約120億；以及30億的潛艦工業基地。
拜登表示：「哈瑪斯跟普丁代表不同威脅，但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想完全消滅一個鄰近的民主國家。」然而，以色列戰爭與烏克蘭情況在一些面向不盡相同。其中一項涉及國際看法。美國在聯合國憲章、主權國界不可侵犯、人權的大旗下協助烏克蘭。但在捍衛以色列時，美國支持的是一個正在佔領領土上建立猶太屯墾區、拒絕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並被指控爆轟加薩，即使不是戰爭罪，也集體懲罰圍困中的巴勒斯坦人，這些都違法國際法。
雖然西方盟友在捍衛烏克蘭問題上幾乎達成一致，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存在分歧。之前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加薩「人道停戰」的決議獲得法國及其他十一個國家的支持，但英國選擇棄權(與俄國一起)，而美國則以該決議不承認以色列自衛權的理由進行否決。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自身的角色。在歐洲，美國協助烏克蘭的方式是保持一定距離，送武器、情資跟資金，但並未派遣軍隊。而在中東，美國正部署自己的軍隊來保護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盟友攻擊。拜登真心支持以色列 — 他稱自己為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 — 但同時也試圖影響、約束以色列。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Emile Hokayem認為，「若拜登的懷柔手段能換得以色列更加妥協的回應，那會被視為他的特殊手腕；但如果沒用的話，美國會被視為交戰國。」
中東法則
Middle East rules
中東地區的動態還多加了一個因素，那就是阿拉伯國家的曖昧態度。許多國家並不喜歡哈瑪斯，因為它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挑戰各國的統治。而且各國已與以色列和平共處，或有某種程度的默契。然而，當巴勒斯坦人進行抵抗時，這些國家不得不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他們已經接納了幾波的巴勒斯坦難民，不希望有更多。事實上，他們擔心以色列私底下想要利用驅逐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來解決這個問題。
Emile Hokayem指出，在美國長年忽略巴勒斯坦，或想用「外部力量」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例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讓他們自行解決)後，加薩危機再度引起美國的關注。然而加薩的殘局被刻意留白。以色列堅持哈瑪斯不得再度統治加薩；美國說以色列不得再度佔領加薩。但雙方都沒有提出替代方案。此外，納坦雅胡盡可能地破壞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哈瑪斯的猛烈攻擊後，納坦雅胡及許多以色列更堅信，哈瑪斯的存在對以色列構成致命威脅。
美國官員承認，他們對「之後的日子」並沒有明確策略。Emile Hokayem表示，兩國方案「是偏好而不是政策」。如果解決方案看起來不可行，要在同一片聖地上調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很困難只是部分原因。這也是「美國撤退的成本」，Emile Hokayem說。「美國當了長時間的局外人，要重新參與比較困難」。
中國和俄國可能無法替代美國的外交實力，但他們將很樂於見到美國的困頓，並強調美國雙重標準。在本週訪問華盛頓之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形容以色列的行動「超出了自衛的範圍」，但並未提及哈瑪斯。
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Richard Fontaine說，加薩危機對某些「搖擺國家」的影響可能更加明顯。美國、中國跟俄國爭相爭取這些「多重結盟」國家的忠誠度，競爭前所未有地激烈。沙烏地阿拉伯如果有意願追隨巴林、阿聯的腳步，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關係，可能會要求以色列跟美國付出更高的代價。
土耳其在烏克蘭危機中，是西方世界模稜兩可的盟友，可能會變得更加敵對。雖然土耳其總統艾爾段曾試圖修補與以色列的關係，並譴責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殺戮，但他還是接待了哈瑪斯領袖，並譴責以色列的回應是「等同種族滅絕」。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度，無可避免地同情巴勒斯坦。儘管印度認為自己是不結盟的國家，並且支持反殖民運動，但印度表示將與以色列站在一起，並表示同情，視其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南非現在的執政黨是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他們認為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類似種族隔離。非洲各國更廣泛地認為美國要嘛是忽略的非洲大陸上的衝突 — 比如說蘇丹的戰事 — 要嘛就是在人權問題上表現虛偽。他們認為美國不是不可或缺的。許多人擔心拜登不會兌現他今年造訪非洲的承諾。
南半球的國家也受到其他大國更積極的追捧。儘管對俄國的入侵持批判態度，但他們也不希望陷入新一輪冷戰。美國一直試圖透過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貸款能力，以及成立全球基礎建設基金來拉攏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但路還很長。在拜登拜訪台拉維夫的同一天，大約有二十多位領袖在北京參加中國舉辦的一帶一路峰會。
一天之後，在一次電視演說中，拜登提出了美國作為世界「不可或缺國家」的論點。在歐洲、印太地區，受益於俄國、中國的侵略行為，拜登政府迅速行動，加強現有盟國的關係，並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但在中東，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更加孤立，失去朋友、夥伴的可能性比贏得大。
在這個大國競爭的時代，這點極為重要。拜登演說提到，「願上帝保護我們的軍隊」，這是他的常用語。但現在，隨著美國支持兩個盟國作戰，未來幾年內可能還要加上台灣，他的這句話帶有不祥的語氣。
原文

Economist Oct 4th 2023
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的兩個月，眾議院首次在紐約市的聯邦廳召開。在過去的234年間，眾議院議長從未因罷免動議而被免職 — 直到這星期，一小部分共和黨議員罷免了麥卡錫。麥卡錫一月才上任，但眾議院的共和黨人似乎一直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過去三位共和黨籍議長都曾受到自己陣營的抨擊。麥卡錫下台的最終程序非常晦澀，後果卻十分簡單易懂。
一個健康的兩黨制度，應可鼓勵兩黨間的合作。麥卡錫之所以能在羞辱性的十五輪投票後成為議長，是因為對自己陣營的議員做出一系列矛盾的承諾 — 然後又同意了一項規則。根據這項規則，222名共和黨議員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提出罷免他的動議。麥卡錫曾被認為靈活應變，但看起來要得到議長這個位置，必須做出無法兌現的承諾。當他採取了正確的行動，也就是與民主黨合作，提供資金避免政府關門時，他就被解除了職務。
下一位議長，無論他還是她，都會試著改變這項一位議員就能提出罷免動議的規則。但相同的動態仍將持續著；美國政壇有個不成文法則，當民主黨執政但共和黨控制眾議院時，就會發生混亂。克林頓當總統而共和黨是眾議院多數時，政府曾經關門過一次；之後歐巴馬執政而共和黨又在眾議院取得多數時，政府又停擺了一次。這次的政府關門很短暫、範圍也小，理由是麥卡錫與民主黨達成協議，而代價就是他失去了議長寶座。
這樣的不善治理，對美國選民並不是好事。在負債佔GDP比已達98%的此時，借款的成本也急速上升。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艱困的權衡，而這是這屆國會缺少的能力。政府關門正助長了中國宣傳機器的論述：他們聲稱民主機制不適合治理一個嚴肅的國家。這也讓美國盟友感到害怕，擔心美國總統是否會遵守承諾。
其中最擔心的莫過於烏克蘭。支援戰爭的資金可能在年底之前就耗盡；眾議院通過為期四十五天的延長預算以避免政府關門，但條件式放棄對烏克蘭最新一輪的援助計畫。而此時正是波蘭(烏克蘭最堅定的盟友之一)為了糧食出口爭議，威脅要停止軍援烏克蘭之時。而烏克蘭另一位堅定的盟友斯洛伐克，在最近的選舉中，可能展生由費科(Robert Fico)帶領的親俄政府。
為了反轉西方動搖的印象，下一任的眾議院議長要想辦法把金援烏克蘭的法案帶入議場，讓跨黨派的多數派議員投票。傳統上只有多數黨中的多數派所提的法案能進議事廳，這是沒有意義的，應要廢除。這樣做會讓少數的虛無主義派議員更難阻擋他人通過法案。
但更有可能的結果是眾議院還是按照往例行事。眾議院最終還是會為烏克蘭找到更多資金 — 但可能要等到年底，聖誕假期前的巨額支出法案。這種不必要的延遲將損害美國的信譽。除了鼓勵普丁等待西方國家支持慢慢消失外，還可能會賠上烏克蘭人的性命。
原文

Economist May 25th 2022
大屠殺的動機各不相同。5月14日於水牛城射殺十人(多數是黑人)的青少年，是出於種族偏執；5月16日於一間加州教會射殺一人、造成五人受傷的68歲男子，則是出於對台灣人的憎恨。5月24日拉莫斯(Salvador Ramos)在德州學校開槍的動機也許有天會真相大白；但他已經沒辦法自己解釋了。
然而，這些恐怖事件的共通點是凶器。槍，是簡單、可靠的殺人工具。跟手持刀刃、鈍物或徒手相比，擁有槍跟大量彈藥的人，可以更快、更省力地殺死更多人。拉莫斯用的武器— 大容量彈匣的軍用突擊步槍 — 讓他得以持續射擊直到被擊斃。受害者多是兒童，讓這樣的犯罪變得異常可怕。但與美國其他無數悲劇類似的事情是，槍枝的易取得，讓它比本來的致命性更高。
持槍的強盜更可能殺人；家庭內的爭執也更可能以傷亡告終；持槍自殺通常會成功。2021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的警方僅擊斃兩人；而美國警察擊斃1,055人。這個數字的巨大差異，不是因為英格蘭警方更紳士、更不那麼種族歧視，是因為美國警方常面臨帶著武器的民眾。多數被擊斃的人，身上帶有武器；其他許多被擊斃的，也被誤認為持有武器。大量槍枝也是美國謀殺率比其他富裕國家高出四到五倍的原因。
據一項估計顯示，美國人擁有四億支槍。如果平均分配，每個五口之家將有六支槍。2020年，美國有超過四萬五千人死於與槍支有關的傷害。現在，被槍殺的年輕人，比車禍還多。
《經濟學人》認為，應要讓擁槍變得困難。農民需要槍枝來控制蟲害；獵人跟其他愛好者可以將槍枝用於運動。但是每支槍都應該有許可證，持有人也需註冊。每位槍枝的主人都應該通過嚴格的背景調查，而且這個過程應該要很慢 — 沒有人可在盛怒的情況下購買槍枝。此外，沒有甚麼好理由讓平民擁有可快速射擊的槍支，或者彈夾大到讓他們在重新填彈前，就有能射殺一屋子人的彈藥。
在美國，要實施如此嚴格管制是無法想像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證了擁槍權，全國步槍協會倡議了最大限度的詮釋。暗示加強一丁點管制的政治人物，會面臨有組織的單一問題選民反彈。尤其是在共和黨初選，沒甚麼人敢冒犯擁槍遊說團體。
因此，像德州就慢慢放鬆了槍枝持有的管制。年滿二十一歲就可以在德州公開攜帶槍枝，不需要任何訓練跟執照(但幫人剪頭髮則需要)；如果出身家暴家庭，那年滿十八歲就可以購買槍枝(為了自衛)；幾乎所有成年人都可以輕鬆購買步槍。拉莫斯一滿十八歲，就合法地購買了兩支步槍，且在前往當地小學前，先射殺了自己的祖母。
這並不是多數美國人樂見的。大多數人(但正在減少)贊成常識性的限制，比如說拒絕向精神病患者提供武器、建立追蹤槍枝銷售的資料庫，以及禁止攻擊式武器和大容量彈匣等。但由於參議院的阻撓，國會不太可能提出這樣的法案。所以市政府、州政府應介入，儘管槍支總是會從較寬鬆的司法管轄區流向較嚴格的司法管轄區。選民應該支持那些認為持槍執照至少應該和駕照一樣難取得的政客。雖無法預防所有的因槍死亡，但在那其中，有許多是可預防的。
原文

Economist Jan 22nd 2022
說到神槍手，Annette Evans應該不會出現在眾人的腦海中。她是華裔美國人，住在費城郊區，認為自己是自由派 — 不是典型的保守派農村白人。但她擁有各式步槍、手槍和霰彈槍(「每個場合都有一支，就好像包包或鞋子一樣」），並教授女性自衛課程。她說她的種族、性別使她處於危險之中。 「遇到會殺掉我的人，可能性也許很低；但若沒有槍，我會死。」
越來越多擁槍者像Annette Evans一樣，尤其是新的擁槍者。根據東北大學Mattew Miller跟其他作者最近的一項研究，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間，新增的七百五十萬美國購槍者中，有一半是女性，五分之一是黑人，五分之一是拉美裔。成年黑人加入擁槍行列的比例為5.3%，比白人高出兩倍多。這是一個新的情況：2015年時的調查顯示，新的槍枝購買者通常是白人男性，但他們在政治傾向上，比擁搶時間久的人較偏自由派。整體來說，今日的槍枝擁有者仍主要是白人(73%)男性(63%)，但正變得更多樣化。
槍支文化的吸引力已變大。幾十年前，多數人購買槍支是為了打獵和休閒射擊。現在購買槍枝主要是為了自衛。這是一個普遍的擔心，感覺自己容易罪犯下手的對象，或對警察不那麼信任的人，更有可能武裝自己。
2020年、2021年上升的謀殺率，也讓這些焦慮更高漲(黑人是最可能的受害者)。全國非裔槍枝協會的會員在2020年成長了25%，達到四萬人之譜。黑人擁槍的歷史很長：廢奴運動先驅塔布曼(Harriet Tubman)隨身攜帶，而金恩博士放在家。但在田納西擁有一間射擊訓練場，已是第三代槍枝擁有者的Aqil Qadir說，這樣的傳統一直都是「偷偷摸摸的」。
許多新的擁槍者將武器視為一種平衡器 — 彌補他們感受到脆弱的解方。LGBT組織「粉紅手槍(Pink Pistols)」宣稱「武裝起來的酷兒不會被攻擊」。「上帝創造了男人跟女人，但Sam Colt(一位槍枝發明者)讓他們平等」，出自一位女射手的格言。女性的擁槍率一直低於男性：女性會擁槍，通常是因為家中的男性也擁槍。但射擊組織「A Girl and a Gun」的老闆Robyn Sandoval看到女性為自己購買槍枝的傾向越來越高：2021年加入她組織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宣稱她們是家中唯一的擁槍者。
擁槍的餅擴大，對製造商有好處，但對槍枝管制倡導者則不是。槍枝擁有者的政治活動度，比非槍枝擁有者高。影響可能已經出現；根據蓋洛普民調的資料，2021年，支持更嚴格槍枝管制的人數下降5%，是七年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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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6th 2021
美國有數學問題。數十年來，美國學生在國際數學考試中的排名並不好。2018年時，美國15歲青少年在OECD中排名第二十五位。跟其他富裕國家相比，美國成年人的算數能力排在倒數第四。高達30%的美國成年人只熟悉簡單數學，比說基本算術、計數、排序或類似程度的東西。美國雇主亟需具有科學、技術、工程跟數學技巧的員工：核能工程師、軟體開發工程師跟機械工程師都供不應求。雖然學生的數學成績已經夠糟了，但還可能更糟。國家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顯示，2020年美國13歲青少年的分數，比2012年降了五分。維持現狀不合情理，但教師跟學者對下一步怎麼走並沒有達成共識。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Alan Schoenfeld說，美國的數學問題已有一個世紀多的歷史了。1890年時，念高中是菁英事業：只有不到7%的十四歲學生入學，並接受紮實的數學教育。二次大戰開始時，新兵必須接受簡單簿記及射擊所需的基礎運算訓練，當時已有約四分之三的14-17歲青少年進入高中。50年代冷戰時期，引發了第二次戰略性的數學恐慌，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後，美國開始導入新的數學課綱，重點從死背轉為概念理解。而到了70年代，這樣的課綱又被打槍，回到以基礎運算為主的課程。
當美國開始擔心被日本超越時，數學教學再次成為一個隱憂。1981年時，美國教育部長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評估課綱。這個委員會製作了一份名為「處於危險中的國家」的報告。報告稱：「如果某個不友好的外國勢力，試圖將當今存在的平庸教育表現加諸於美國身上，我們很可能會將其視為一種戰爭行為。」
但自90年代起，數學變得更政治化。保守派通常支持傳統數學：專注在算術(一組需要遵從的規則)、記憶(乘法表跟計算順序)，以及由教師主導的教學。獨立研究所 (Independent Institute)是位於奧克蘭的智庫，裡面的Bill Evers說，傳統教法教室裡的學生專注於基礎運算，在獲得技巧後才探索概念。在二位數運算中，學生可能會被教導用紙筆運算。27+45的算是中，會用直式家法，將右邊先加起來(7+5)，寫下2，然後將1的進位寫到左邊。再得出左邊十位數1+2+4=7，然後答案就是72。
進步派則通常偏好可用來解決問題、獲得數字意義(number-sense)的概念性方法，不那麼強調算術跟記憶。跟保守派的策略相反，學習運算前，學生先學習幾種解決的方法。要解決27+45的問題，學生可以把個位數字先相加(7+5=12)，然後十位數字也相加(20+40=60)，最後兩者相加得到72。或者學生可以意識到27與30相差3，用30+45得到75後扣掉3得到72。概念性的數學策略，鼓勵學生為同一個問題尋找各種可能的解法，獲得數字意義而不是仰賴計算。
儘管多數教師都同意美國的數學教育低於平均，但要如何改進卻無法達成共識。複製在新加坡等數學高排名國家使用的方法是一種方法，但這需要與其他國家實際教授的內容一致。根據Bill Evers的說法，亞洲課程的成功，反映了傳統派的立場。 「哪個國家完全採用進步派教育，然後很成功? 中國的教育非常仰賴教師主導的；新加坡數學是世界上最好的。都不是進步派。」Bill Evers如此解釋。但Alan Schoenfeld認為，日本和新加坡等國的教學中，也加入了概念性課綱。
部分混亂源自於新的數學課綱「Common Core」。這是歐巴馬政府2010年開始實行的教育方針，四十一州加上哥倫比亞特區採用此課綱。德州、佛羅里達州跟其他州則選擇不採用。一開始兩黨都努力推動(Jeb Bush跟其他保守派議員支持歐巴馬政府的努力)，但最後遭到雙方批評。有些人認為此課綱是進步派教育，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不夠進步。現在的考試成績在浮動，許多保守派認為成績的下滑，代表了Common Core及進步派教師的失敗。但支持現有課綱的人並沒有要放棄。國家教育進展評估中，13歲青少年的成績下滑，但可能會在整個求學生涯都遵循Common Core課綱的9歲學童成績，卻保持平穩。
讓混亂更進一步的是，極左進步派將概念性數學的方法，與一些更激進的概念相提並論。許多反對概念性數學的人，相信Common Core (以及概念性數學本身)是禁止機械性學習的，比如說背誦九九乘法表。著名數學教育學者、史丹佛大學的Jo Boaler就宣稱，沒有必要背誦九九乘法表。保守派因此認為，這個想法是自由派走偏的例子。但Alan Schoenfeld說，這樣的想法與進步派數學價值並不相符。
一些倡議者也將概念性數學比做「社會正義數學」，也就是學生應該用數學來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並揣度周遭。但被冠上「覺醒數學(woke math)」用在如「在加州，說2+2=4可能會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這篇投書到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引起爭議)的文章上，讓概念性數學不太被聯想到討喜的方面。
美國的數學辯論被極化，也被混淆。當其他國家的數學課綱在傳統、概念上並進，美國繼續在兩極中擺盪，數十年如一日。換句話說，就跟美國政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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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Feb 12th 2021
拜登把團結美國作為他總統任期的重要任務。他在2020年8月民主黨全國大會的提名演說一開始就提到，「是時候讓我們、讓人民，團結起來了」。「團結在一起，我們就可以、也會，終結美國的黑暗時光。」11月宣布勝選後，他不停地說他的目標是「當一個不尋求分裂但求團結、不分紅藍只有美國的總統。」
拜登已經發現，黨派政治是個巨大障礙。他上任後的首要目標之一，是通過武漢肺炎的緊急支出法案。根據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的民調，68%的美國人支持民主黨的1.9兆美金刺激計畫。有78%的受訪者傾向發放一千四百美金的支票給大多數人。但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僅希望約六千億美金的支出。(經濟學人認為最佳數字應該是在這兩者之間。)
接著要在參議院攤牌。民主黨可能會使用所謂預算協議程序(reconciliation)，也就是預算法案可以以五十一票通過。這可避免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發生，要有超過六十票才能終結冗長辯論。共和黨人抱怨，拜登馬上就打破會妥協的承諾。共和黨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諾(Mitch McConnell)形容這是「完全的黨派之爭」。(麥康諾跟共和黨也在2017年減稅時使用了同樣手段。)
雙方對多數美國人喜愛的事情上(發出大筆支票)有著南轅北轍的意見，這對拜登其他不那麼受歡迎的政策來說，是個壞兆頭。蓋洛普民調顯示，從一開始反對聲浪就暗潮洶湧。
拜登在兩黨支持率的差距，創下了剛就任總統的歷史新高。1953年2月時，自認為共和黨支持者的人，有84%認可艾森豪總統，而自認為民主黨人的，也有60%認可 — 差距是24%。2月4日蓋洛普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有98%的民主黨人認可拜登，但只有11%的共和黨人認可，其中的鴻溝有87%。甚至比川普剛上任時的76%還高。經濟學人透過YouGov做的民調也顯示，拜登在兩黨支持者間的喜好度差距，比川普任期快結束時還大。
民調在黨派間的差異，並不是拜登的問題；他才剛上任。長久以來的文化、政治趨勢讓兩黨漸行漸遠。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美國對不同黨派的敵意，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上升。論文作者發現，其他政治極化程度增加的西方國家，也相對比較沒花錢在公共電視上(讓有線電視掌握頻道)，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也快速增加。最近的另一篇論文顯示，美國的政黨領袖，對同黨議員的投票傾向，施加了越來越強的控制力道。
這些都留下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在競選活動中說要弭平歧異的總統都無法成為和平橋梁，那誰可以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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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Nov 5th 2020
選舉當天早上，經濟學人的選舉預測模型認為，拜登贏得總統大位的機會是19/20。 一旦所有選票計票完成，拜登明年就能坐在堅毅桌(Resolute Desk，白宮橢圓辦公室的總統辦公桌)後。但雙方的差距，比我們的預測要小得多。
在此篇文章付梓之時，拜登已贏得253張選舉人票。他會希望能在夠多的州保持優勢，讓掌握的選舉人票提高到270張，這是贏得總統大選的最低門檻。當賓州的郵寄選票計入時，拜登很可能再獲得另外20張選舉人票。但這仍與我們預測的356張選舉人票相差甚遠。
簡而言之，因為川普總統所獲得的選票，比那些悲慘民調所展現出的預測要好得多。拜登可能僅以不到1%的差距贏得威斯康辛州，但民調顯示拜登領先8%。民調在俄亥俄州、愛荷華州跟佛羅里達州也一樣大幅失準。
根據剩餘州的開票結果，拜登可能獲得270張、290張或306張選舉人票。若拜登獲得270張選舉人票，會超出我們的95%信賴區間，表示我們的把握程度過高。其他兩項結論也是在統計邊緣了 — 用我們的模型每跑三到四次才會出現一次這樣的結果。
經濟學人的模型認為，拜登應該會在許多地方以舒適的程度領先，很難假定拜登會輸掉那些地方。但拜登選得很驚險；我們的錯誤可能反映了計量模型的弱點：這些模型外推過去的數據來預測未來，但這些民調是在疫情及經濟波動時做的，讓原本的假設過於延伸。
通常，民調錯誤不會遵循上次選舉中犯錯的模式，因為民調機構會努力改正那些錯誤。但數據顯示，拜登跟希拉蕊被高估的州幾乎都是一樣的 — 被高估的幅度也差不多。
一個令人擔心的可能性是，民調再度無法準確地評估支持川普的勞工階級人數。在選舉前，民調顯示這些選票流向拜登。但初選的結果看起來，有大量白人藍領選民的郡，實際上是倒向川普的。這表示川普的白人藍領支持者，一開始就比較不容易回應民調的調查。如果這個理論為真，那對民調業者來說，會是一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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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ug 26th 2020
由於川普總統在民調中還落後約10%，他希望透過本週的共和黨大會 — 通常是可靠的媒體焦點及競選資金來源 — 為連任提供亟需的動力。他可能會感到失望。儘管通常在大會結束後，對政黨候選人的支持度會增加，但挑戰者的支持度也會反彈；而且兩者反彈的幅度都沒有以前那麼大。今年，有幾個因素，尤其是武漢肺炎的大流行，可能讓川普支持度的反彈力道更小。
為了了解政黨大會對政治前途的影響，《經濟學人》分析了從1948年開始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發現，在1948年至1992年之間，現任政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在政黨大會舉辦後的兩週內，平均增加了三個百分點。比如說， 1980年 民主黨人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辦政黨大會後，對卡特的支持暴增了12% (儘管這並沒有辦法拉下雷根。) 但是，從1996年起，政黨大會後的支持者熱情有所減弱。在過去的六次選舉中，政黨候選人在民調中平均僅多獲得2%支持度。
政治極化可能是部分理由。根據我們的數據，中間選民(曾投過共和黨也投過民主黨) 的比例已從1900年代中期的11%，縮減至今日的5%。這樣的趨勢，大概能為反彈力道降低提供一半解釋。初選影響力日益增加，可能是另一個因素：美國人投入總統大選的時間提早了，許多選民在政黨大會活動開始之前，就已有屬意的候選人。最近，大眾能很快熟稔各候選人，也意味著選民將更快做出決定。
川普的支持度反彈可能會比平時更小。一方面，他的民調數字非常穩定。根據《經濟學人》的數字，6月初以來，民主黨拜登持續領先約8 - 11%。今年民調的標準差 — 來衡量波動性的數據 — 僅為0.9%，是歷史新低。換句話說，儘管新聞周期(news cycle)很混亂，但鮮少有人改變主意 — 但川普要贏得選舉，就需要選民改變心意。
武漢肺炎讓川普面臨另外兩個難題。冠狀病毒迫使兩黨都用採用電視製作、資訊式廣告(infomercial)的虛擬大會，這樣吸引到的觀眾比過去更少。收視率調查公司尼爾森(Nielsen)表示，共和黨大會的第一晚吸引了一千七百萬民觀眾，比2016年下降了26%。處理武漢肺炎也是川普的弱點之一。根據YouGov最近的一項民調，民眾對川普大流行處理能力的淨支持率是令人沮喪的-10%。美國人也相信，跟川普(36%)比起來，他們對拜登處理武漢肺炎比較有信心(43%)。只要武漢肺炎仍然是競選活動的核心，就可能對川普產生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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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Apr 21st 2020
也才不過三年前，川普總統在佛羅里達馬阿拉歌莊園(Mar-a-Lago)招待習近平，享用「最漂亮的巧克力蛋糕」。一切看起來還不錯；中國官方媒體也稱這場會議「正面、成果豐碩，是全球最重要兩國關係的新起點」。
但兩國領袖的關係，自那時開始便起起伏伏。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似乎只朝著一種方向前進。一項由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3月進行的調查顯示，現在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說，他們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是皮尤研究中心自2005年開始提出此問題後，有史以來最高的負面分數。自川習兩人共享馬阿拉歌莊園巧克力蛋糕的時間點後，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增加了20%。
美國人對中國的觀點，隨著年紀、政治立場跟收入而異。跟年輕人相比，年長者一直以來就對中國持較負面的態度。但這次的調查中，五十歲以上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抱持負面觀點的比例增加到71%。而政治立場為共和黨的美國民眾，也一直以來就比民主黨支持者對中國感覺更負面，這次調查中有72%。年收入少於五萬美金的，對中國更抱有敵意，有63%。但令人震驚的是，反中情緒是如此普遍。18-29歲民眾中有53%、民主黨支持者有62%，而年收入超過五萬美金的也有53%。
而美國民眾對中國抱負面觀點最普遍的理由，可能會讓川普嚇一跳：62%的人認為中國對全球環境的影響「非常嚴重」。這個比例，比因為貿易順差、工作機會被中國搶走，或是日益上升的軍事力量都還高。而因為網路攻擊跟人權因素而對中國有負面觀點的民眾也相當多。
這份調查並沒有揭露「中國處理武漢肺炎爆發的方式以及疫情大流行，如何影響美國人近期看法」。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在進行調查的這段時間(3月3日到29日)，對中國的態度並沒甚麼改變。但是在那以後，川普批評中國沒有阻止疫情散播，並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太偏中國政府而砍了給世衛的經費。無論美國民眾如何看待川普，這次的大流行很難讓他們對中國有更正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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